复旦大学沈逸教授说的太到位了。​他指出：立法不能建立在少数个案的道德虚荣之上，也不能因为少数个案的道德虚荣而影响社会需求，更不能因此而危害百姓的生命安全。 沈逸教授这番犀利的剖析，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直接切中了当下社会一种隐蔽的病灶。有些时候，我们容易被个别极端案例牵动情绪，恨不得立刻通过一纸法令“彻底解决”。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用立法来回应所有道德焦虑，本身就是一种思维的懒惰。 看看身边的例子，曾几何时，老人摔倒“扶不扶”成了全民难题。如果仅仅因为几起讹诈事件，就立法强制所有人必须搀扶，结果会怎样？它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基础的信任，更可能让善意在僵硬的法律条款前望而却步。幸运的是，《民法典》的“好人条款”给出了更智慧的答案：它不为善行设上限，只为善意兜底，明确见义勇为者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保护的才是社会最宝贵的善良根基。 沈逸教授提醒我们警惕“立法万能主义”的倾向，这绝非空穴来风。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正因为其“重”，所以不能轻用。它划定的是社会的底线，而非道德的天花板。战国时期的法家学者慎到就曾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 法律源于生活，必须合乎常情常理。若把所有美好的愿望都变成强制条文，法律的权威反而会在琐碎和严苛中磨损。 放眼全球治理，这种平衡智慧同样关键。沈逸教授在分析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时指出，中国的体系之所以成为“标志性的”引领者，核心就在于“统筹发展与安全”。它没有像某些体系那样无限抬高单一标准导致发展停滞，而是在动态中寻找最佳平衡点。国家治理如此，一部法律的诞生又何尝不是？ 立法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一部良法在制定前，理应倾听最广泛的声音。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曾累计收到102万条公众意见和建议。这就是“发于人间，合乎人心”的现代实践。法律要有力度，更要有温度，这温度就来自对最广大人民现实需求的深切体察。 沈逸教授的警示，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社会进步需要法律保驾护航，但法律之外，还有道德的教化、行业的自律、文化的浸润。它们如同涓涓细流，共同滋养着社会的土壤。我们不能指望一部法律包治百病，也不能因为个别事件就动摇对复杂社会的整体判断。 说到底，法律是冰冷的条文，但立法者的心应该是热的。这份热，是对百姓生命安全至高无上的敬畏，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清醒权衡，更是对民族长远发展的深沉责任。别让少数案例的“道德虚荣”绑架了公共政策，这关乎国家的治理智慧，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踏实、安全、有尊严的未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