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特务去上海的曹家渡逮捕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共产党员。以为只是抓个文人，所以特务们没有警惕和重视，结果人没抓到，三人还差点送了命。 1930年代的上海，租界里头鱼龙混杂，共产党地下组织藏得深，军统想渗透进去可不是容易事儿。戴笠急眼了，总觉得手下人抓不住大鱼，动不动就发火骂人。军统上海站那时候管着淞沪一带的情报和行动，头头是王新衡，下面组组长一堆，其中沈醉这小子年纪轻轻就混得风生水起，才二十出头就当上少校行动组长。 他是湖南湘潭人，1932年才18岁就通过姐夫余乐醒进了复兴社特务处，那姐夫早年是共产党人，后来脱党投了国民党，还帮戴笠训练特务。沈醉聪明，手脚利索，会点武功，戴笠看上他了，很快就提拔起来。军统这地方，升官靠的不是书读得多，而是办案子办得狠，沈醉干得不错，抓过不少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外围分子，戴笠给他戴上“四大金刚”的帽子，和陈恭澍、赵理君、王天木并列。 那时候军统对共产党的抓捕，主要靠情报组摸底，行动组上手。上海站的规矩是，抓小鱼小虾还行，但一碰上硬茬子，就容易翻车。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严密，陈赓那帮人管着反间谍，军统的线人常常被挖出来，行动计划漏风。 戴笠最烦这个，1931年共产党四中全会那次，军统听说有秘密会议，但找不着地方，陈赓他们搞了个假医院，代表们裹着绷带进去，戴笠的特务在门外转悠半天也没起疑心。军统抓到人后，审讯全靠酷刑，戴笠和蒋介石定下的规矩是，共产党人抓到就上刑，不招就杀，除非变节。结果呢，好多线索就这么断了，军统的渗透老是失败。 沈醉自己后来回忆，说军统越跟共产党打交道，越怕靠近他们，因为那些人组织铁板一块，特务一露头就可能被反咬一口。像王克全那家伙，本来是共产党江苏省委书记，叛变进了军统，在浦东工厂区想拉老部下，结果被打成重伤，差点没命。从那以后，军统的叛徒们都学乖了，不敢再碰老熟人。 1935年冬天，军统上海站接到线报，说曹家渡有个文艺工作者叫乔奇，涉嫌共产党活动，常深夜才回住所，行踪鬼祟。乔奇这人，1912年生于苏州，祖籍安徽桐城，早年家境一般，父亲是书香门第，但家道中落。他1930年代初到上海，进了摩登剧社，那是个新兴戏剧团体，排练话剧、编剧本，表面上看就是文艺圈子。 乔奇瘦瘦高高，戴圆框眼镜，说话斯文，演过小角色，台词背得溜，很快就混进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孙景路那些进步演员来往密切。1938年他经地下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文化战线掩护工作，在租界里联络文艺人士，传递情报，帮同志转移。军统盯上他，是因为他总在咖啡馆或剧场鬼混，深夜回曹家渡那老石库门公寓的三楼。 戴笠听说后，拍桌子让抓人，沈醉带两个手下接了任务。那俩手下都是上海站的行动队员，平时抓学生或书店老板惯了，对付文艺人觉得就是小菜一碟。三个人都没带重武器，枪也懒得上膛，以为乔奇手无缚鸡之力，抓回去审审就行。 曹家渡那地方，1930年代是上海西北部工业区，工厂多，工人挤，弄堂窄，黎明前黑灯瞎火的。军统事先买通了乔奇的二房东，那老头子见钱眼开，半夜开门放人。三个人摸黑上楼，楼梯吱嘎响，进了屋子就把乔奇叫醒。乔奇一看是特务，镇定自若，同意跟走，但要穿衣服拿帽子。沈醉他们搜身后，没发现家伙事儿，就让乔奇去拿。谁知乔奇从帽子里掏出颗手榴弹，拉了保险栓，握紧了说谁动就同归于尽。 三个人傻眼了，动都不敢动。其中一个还试着哄两句，说镇定点，别冲动。乔奇挪到门边，关了灯，屋里黑漆漆的，接着扔了个东西，砰的一声落地。三个人以为手榴弹扑通全趴下，等半天没动静，打开手电一看，地上是空烟盒，乔奇人没了，门从外锁死。 他们砸开门问房东，房东说你们都搞不定，我怎么抓。外面天亮了，上班人多，乔奇早混进人群跑了。三个人灰头土脸回总部，戴笠听说一个文弱书生用手榴弹吓跑三名特务，气得跳脚，骂他们饭桶，差点没把桌子掀了。 军统后来加强了对进步学生的抓捕和书店突袭，因为那些目标软点，风险低。沈醉自己胸口还有旧伤，1935年夏天他带十几个特务去江湾抓开秘密会议的共产党人，被发现后枪战，那人一人殿后打中他胸部，差点要了他的命。从那以后，沈醉对抓捕行动更谨慎了。 戴笠在四马路杏花楼请上海站区长和组长吃饭时，还提这事儿，筷子敲碗骂，你们怎么连共产党组织都打不进去，这样下去工作就垮了。军统在上海1932到1935年，沈醉管通讯组，三十多个直属线人里头，没一个是共产党干部，只有两个外围成员，渗透基本为零。 乔奇脱身后，继续在上海地下工作，抗战爆发后转去国统区，和孙景路结婚，一起搞文艺救亡。1949年上海解放，他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和导演，演过《聂耳》《乔厂长上任记》，指导话剧，晚年还活跃舞台，1996年去世，享年84岁。军统那边，沈醉继续混，1946年戴笠飞机坠毁，他主持后事，建了墓。 戴笠死后，毛人凤接班，沈醉被边缘化，发配云南当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