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国军在山东的军事布局很古怪，一个省份里竟然同时并存三个独立的军事指挥体系，王耀武虽顶着山东省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的头衔，名义上是军政党一把手，却始终无法对山东全境军队实现统一指挥。 1946年底，王耀武主导的胶济铁路打通作战取得成功，铁路全线恢复通车，这是他在山东的巅峰时刻，当时山东流传着“三个李（李延年、李仙洲、李玉堂）不如一个王”的说法，足见其抗战时期积累的威望。 但这巅峰转瞬即逝，1947年初的莱芜战役成为转折点，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以“舍南求北”的战法，一举歼灭国军李仙洲集团5.6万余人，包括2个军部、7个师和1个绥靖区前进指挥所，李仙洲本人也被俘 。 这场惨败让蒋介石极为震动，他飞抵济南却不敢入城，只在机场过夜，对王耀武的信任从此一落千丈。 到了1947年7月的临朐战役，这种不信任彻底公开化。当时李弥的整编第8师奉命进攻临朐，解救被围的胡琏整编第11师，却被华野乘虚围攻潍县留守的独立第三团。李弥请求回援，王耀武批准后按惯例向南京发电报备，没想到蒋介石览电后严令更改部署，斥责王耀武不知轻重，要求李弥继续进攻临朐，不得回救潍县。 这件事透着反常：王耀武作为山东最高军事长官，指挥一个整编师为何还要向南京报备？蒋介石又为何不顾其颜面公然斥责？答案只有一个，第二绥靖区的职权远没有表面那么大。 济南第二绥靖区本质上是徐州绥靖公署的下级单位，看似管辖山东大部，实则处处受制。胡琏的整编第11师作为国防部直属的机动作战兵团，不受二绥区指挥，可一旦被围，王耀武却必须承担救援责任，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处境，就像后爹养儿，责任要担，权力却没有。而莱芜战役的5.6万兵力损失，成为蒋介石拿捏王耀武的把柄，曾经的“心腹爱将”彻底变成了“待罪之臣”。 让王耀武指挥失灵的，首推李弥的整编第8师。这支部队虽非五大主力，却有着超然的独立地位。1946年1月，第八军从香港海运至青岛，参与打通胶济线的战斗，向西推进至潍县一带，立下战功，但仅有荣誉第1师短暂归二绥区指挥，1947年9月便归建，转隶范汉杰的第一兵团指挥胶东作战。李弥性格狡猾且极有主见，从始至终就没真正服从过王耀武的调度。 临朐战役中，李弥顶住华野围攻，蒋介石仅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远不如胡琏得到的实惠多，心怀不满的他竟敢公然顶撞蒋介石。 1947年11月23日，蒋介石飞临青岛召开作战会议，要求山东各主力军长参会，李弥却借口要清剿栖霞、黄县的解放军，拒不赴会，只派副师长汪波代为出席，实则在抢夺华野撤走后留下的物资。 好在其部下在蒋介石面前极力维护，蒋介石不仅未加追责，反而派军舰到龙口接他参会，会后还下令将整编第8师升格为整编第八军，下辖整编第8师和整编荣誉第1师，规模堪比兵团，此后更是被定为战略总预备队，彻底脱离二绥区指挥体系，后来淮海战役中的第十三兵团，核心就是这支部队。 青岛的独立化，更是给王耀武的指挥权再添一道枷锁。1948年1月11日，蒋介石正式将青岛警备司令部升格为第十一绥靖区，隶属徐州剿总，下辖第32军、第50军、第204师等部队，与济南二绥区分庭抗礼 。 这一调整的伏笔，早在1947年孟良崮战役后就已埋下，当时蒋介石已将二绥区管辖范围压缩至黄河以南、运河以东、泰安以北，潍县以东地区全由青岛警备司令部掌控。 更耐人寻味的是1947年11月的青岛作战会议，蒋介石特意撇开山东最高长官王耀武，让二绥区副司令丁治磐主持会议。丁治磐资历比王耀武大十岁，本拟任四方面军副总司令，却沦为王耀武副手，心中本就不满，两人军事理念也格格不入。 丁治磐曾回忆，他见王耀武在济南大搞深沟高垒的防御工事，直言办法过时，认为解放军攻坚手段多样，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极易被突破，而王耀武专注于政治应酬，不听其劝。 有趣的是，丁治磐自己也难逃旧思维局限，胶东作战时王凌云第二军被围，他竟效仿湘军鲍超，写“王”字加箭头的纸条用飞机撒下，侥幸助其突围，这一细节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军指挥的混乱。 而真正掌控山东军事命脉的，是远在徐州的“太上皇”，徐州陆军前进指挥部。内战初期，徐州绥靖公署统管鲁苏军务尚有情可原，但随着二绥区立足山东，徐州的指挥权却并未削弱，反而因陈诚、顾祝同频繁亲临坐镇而日益强化。顾祝同依托徐州平台，牢牢掌控着山东、江苏两地军队调度，甚至在1947年底同步设立兖州第十绥靖区、临沂第九绥靖区，进一步分割王耀武的权力。 这些绥靖区战斗力平平，却在分权上不遗余力。到1948年春，国军预判华野将围攻济南，王耀武作为守城主帅，竟无法自主调集山东境内的兵力，还要恳请徐州剿总协调。一个名义上的全省军事一把手，连辖区内的部队都调不动，这样的指挥体系怎能打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