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的手下吕巽把弟弟吕安的妻子灌醉后玷污。事后，吕巽还诬告弟弟不孝，将其送进了大牢。名士嵇康到官府为吕安申冤也被逮捕，不久后，司马昭竟然下令将吕安和嵇康处斩。 东市刑场外人声鼎沸，但无人敢靠得太近。因为所有人都清楚，这一日不仅是吕安的死期，也是嵇康这样一代名士命运的终点。嵇康押赴刑场时神情平静，好像从那一刻起便已经明白，事情并非单是吕巽那点污秽私仇，而是司马昭借机清除异己的必然。 嵇康遭逮捕前的最后一次公开场合，是在太学门前。他本想把吕安递出的长信当面对官府陈述，可刚踏入衙署便被司马昭派来的兵卒扣住。太学生闻讯赶来，在门外高声呼喊，愿意为嵇康作保，请他留在太学讲学。后来《资治通鉴》中明确记载：“太学三千生，争请康为师。”那日场面混乱，吕巽站在门内，袖手旁观，连一句解释都不愿说。 嵇康被押入狱后，从未向司马昭恳求。他反倒花时间写下《幽愤诗》，写下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句句直击权贵。“凭权则贵，无德而尊”一句后来在士人间广泛流传，也进一步坚定了司马昭“此人不可留”的念头。 实际上，在吕巽诬陷吕安之前，司马昭就已经对嵇康极为忌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多次拒绝司马昭征召，“常称疾不诣”。对于正谋划代魏自立的司马昭而言，一个在士林中声望极高、且公开保持距离的名士，是极难容忍的威胁。他只需要一个理由，而这一次，吕巽给他送上了一条绝佳的借口。 在狱中，吕安情绪激烈。嵇康劝他冷静，说等自己与司马昭解释清楚，也许还有机会改变审判。可审讯从未正式开始就已经结束。司马昭的命令只有一句：立斩，无得议。 行刑日的早晨，有监军偷偷告诉嵇康：“若肯低头，或有生路。”嵇康只是摇头。他从年轻时加入竹林清谈，到中年拒绝司马氏招揽，一直坚持自己的行事准则。此刻要他改口，不可能。 刑场上，他提出借琴。刽子手虽惊讶，但还是照办了。嵇康坐在地上，手指拨动琴弦，《广陵散》的音符在空旷的市井中回响。史书记载，当时围观之人皆为之动容。曲终，他把琴推开，说：“此曲自此绝矣。” 嵇康的死震动洛阳。很多士人当夜点灯写文悼念。山涛在得知死讯后失声痛哭，他与嵇康本是好友，但两人在政治态度上渐行渐远。《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那句“卿欲仕，不当相苦”至今仍被人反复提起。按《晋书》记载，山涛后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仍数次上书称赞嵇康品行，对友人之死愧疚终身。 然而，嵇康的家族在晋朝并未因此遭灭绝。在他死后，儿子嵇绍被王导推荐进入政坛。《晋书·嵇绍传》明确记载：“绍少有名节，为王导所重。”西晋中期，永嘉之乱爆发，司马睿南渡，嵇绍为中书令，随皇帝逃亡建康途中被石勒军追上。皇帝怀帝惊惧，想逃走，嵇绍拦住他说：“臣不忍独生。”最终嵇绍死于帝前，以忠烈著称。 这件事让很多人重新审视嵇康的精神传承。嵇康不肯屈服强权，嵇绍则把忠义带到生命尽头。两代人的选择，在当时的士人圈里被称作“嵇氏之风骨”。 吕巽的下场则完全不同。他靠诬告弟弟得罪名士，虽得司马昭暂时信任，却在晋武帝时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史书虽不详载他的死期，但明确记载他“为世人不齿”。吕巽对弟媳徐氏的行为、对吕安的陷害，长期被后世文人记作典型的“败类行为”。 至于徐氏，史书记载不多，只说在吕安被捕后她“哀毁成疾”。因当时礼法重压，她无法公开发声，只能在家中守着吕安留下的书信，直到病死。 至此，整件事的脉络已十分清楚——吕巽以私怨害弟，司马昭借案除掉异己，而嵇康以生命撑起了魏末士人的最后一丝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