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军用毒气攻下高安城，74军军长王耀武看着满地的国军尸体悲痛欲绝，这时上级命令王耀武撤退的时候，王耀武坚决不从，他誓死要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1939年4月24日的江西高安，与其说是一座城，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毒气罐，空气里那股烂桃子和铁锈混在一起的甜腥味，是日军芥子气的味道。 它正决定着数万人的生死，也把一个选择题甩在了51师师长王耀武的脸上，在任何军事教科书里，撤退都是此刻唯一理性的答案。 黄绿色的毒雾像有生命一样，顺着城墙的缺口往里灌，防毒面具这种金贵玩意根本不够用，士兵们只能拿湿毛巾捂住口鼻，但这基本是徒劳。 参谋主任吴鸢在日记里，已经记录下了地狱的景象，弟兄们在城墙上抽搐着，一个接一个地倒栽下来。 一个才十六岁的新兵，身上起了大片的红疙瘩，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怪响，最后就这么憋死了，就连后方烧火的伙夫，都没能幸免，一头栽进了自己煮粥的大锅里。 日军就是趁着这片混乱，在夜色中突入了城内，巷战的枪声和濒死者的哀嚎混成一片。 就在这时，上峰的电令来了，内容冰冷又正确，高安完了，马上撤，这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一个无可指责的命令。 但王耀武，这个黄埔三期毕业、济南店员出身的山东汉子，偏偏拒绝了这份理性，他的字典里，好像就没保存实力这个词。 当侧翼的58师师长冯圣法要来增援时，他直接顶了回去，说这是添油战术，来多少死多少，他的决定，看起来有点疯，但背后有自己的逻辑。 从战略上看，他很清楚，天亮前拿不回高安，整个南昌都悬了，从情感上说，一个传令兵满身是血地倒在他脚下，他蹲下去，默默擦干净了那张年轻脸上的血污。 看着护城河里漂着的自家兄弟的尸体，他怎么也说不出那个撤字，他要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他召集了六百名敢死队员，没有长篇大论的动员，指挥所里只摆了一排粗瓷碗和六百块银元，他的话很实在：“活着回来，喝酒，死了，这钱给你们家人。” 话音落下，没一个人动，没人去拿那份抚恤金，敢死队连长陈启元一言不发，转身就走，所有人都跟了上去。 这支队伍，每个人身上都捆着集束手榴弹，他们弯着腰，沿着城里的排水沟，像影子一样潜了回去。 三营长李石安留下封遗书，只说等城南的苦楝花开了，他就回来了，那个叫赵大柱的二等兵，身上中了七颗子弹，最后用牙咬着导火索，扑向了日军的机枪阵地。 第二天，高安城头确实又挂上了中国的旗帜，但这根本算不上一场值得庆祝的胜利，王耀武独自站在凤凰山顶上，对着那座废墟一样的城市，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身后，出发时的六百人，活着回来的，只剩下28个，这场仗的真正意义，直到战后才慢慢浮现。 两个月后，王耀武正式接任74军军长，他开始用高安之战的打法重塑这支部队，推行以战代练，把部队从阵地防守转向了机动作战。 74军从此脱胎换骨，成了真正的王牌。就连日军的战报也承认，他们遭遇的中国指挥官有极强的作战韧性，后来，人们都叫他善攻之将。 但这个称号再也没人敢当着他的面开玩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名号背后，是高安城下的累累白骨，是那个约定在苦楝花开时回家的营长，也是那六百枚没被领走的银元。 信息来源：《日寇惨无人道的毒气战：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宜昌》网易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