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海知青戴建国不顾反对娶了一个农村女子，谁知娶回家当晚，妻子就大喊大

1979年，上海知青戴建国不顾反对娶了一个农村女子，谁知娶回家当晚，妻子就大喊大叫，冲过去一拳将他打得流鼻血，撕了他书稿，事后岳母叹气道：“你丢下她，自己回上海生活吧！”哪料他却眯着眼笑道：“没事，我喜欢！”[无辜笑] 1969年17岁的戴建国拖着行李箱踏上开往黑龙江的绿皮火车，那是知青下乡运动的第二年，仅上海就有近70万青年奔赴农村和边疆。 他被分配到逊克县红旗村，这里距离中苏边境只有30公里，初来乍到的城市青年连锄头都拿不稳，插秧时总是歪歪扭扭，收工时别人已经回家，他还在地里补种。 程玉凤注意到这个笨手笨脚的上海小伙，她是村里为数不多识字的姑娘，小学毕业后就在家务农，看他每天累得满头大汗，她开始主动帮忙。 “你握锄头的手要往下移一点，这样省力。”程玉凤一边示范一边说，作为回报，他每晚在煤油灯下教她写字，从最简单的“人、大、小”开始。 两人的感情在1972年秋收时有了突破，那天他不小心被镰刀割伤手指，程玉凤撕下自己衣角为他包扎，月光下两个年轻人第一次相视而笑。 但程玉凤的父亲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在他看来知青迟早要回城，女儿跟着受苦不值得，1973年春节趁他回上海探亲，程家收了邻村小伙300元彩礼，这相当于当时农民一年的收入。 程玉凤得知消息后拒绝吃饭，在屋里关了三天，但在那个年代，婚姻大事容不得儿女做主，婚礼当天程玉凤被人搀扶着完成了仪式，当晚就开始发高烧，说起胡话。 他回到村里时，程玉凤已经无法正常交流，村医诊断是“癔症”，建议送到县里的精神病院，但程家没钱治疗，只能任由她在村里游荡。 1979年中央开始允许知青返城，他面临选择：回上海意味着稳定的工作和正常的生活，留下来则要承担无法预知的责任。 他选择了后者，在村委会的见证下他与程玉凤登记结婚，婚礼很简单，只摆了两桌酒席，程玉凤穿着借来的红色棉袄，时而清醒时而迷糊。 新婚当晚程玉凤病情发作，把他辛苦写的文稿撕得粉碎，那是他准备投稿的小说，花了半年时间完成，他默默收拾碎纸片，没有责怪一句。 1980年儿子出生后，程玉凤的状态稍有好转，她能够分辨孩子的哭声，按时喂奶换尿布，他在村小学教语文，月工资32元，勉强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 最困难的时期是1983年，程玉凤高烧不退，村里没有医生，他背着她走了15公里山路到县医院，医生说是肺炎，需要住院治疗，费用至少200元。 他把家里仅有的粮食卖了，又向同事借钱，才凑够医药费，程玉凤住院期间，他白天教书，晚上在医院陪护，一个月瘦了10斤。 为了增加收入他开始给报纸写稿，他的文章多写农村生活，文笔朴实真诚，逐渐在当地小有名气，1985年县广播站聘请他做兼职记者，每月增加15元收入。 1989年他带妻子回上海看望母亲，在黄浦江边的小餐馆里，程玉凤突然主动拿起筷子吃面条，这是十年来她第一次主动进食他激动得差点掉眼泪。 好转的状态持续了两年，1991年程玉凤甚至能够简单地与人交流，认得出儿子和丈夫，但精神疾病的康复从来不是直线上升，反复是常态。 1997年他的母亲患病需要照顾，他决定举家迁回上海，离开生活了28年的黑龙江，45岁的他在上海重新开始。 回到上海后程玉凤因环境变化病情再次波动，他找到一份电视台临时工的工作，月薪900元，在当时的上海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2000年他用积蓄开了一家二手书店，程玉凤的病情逐渐稳定，她能够在店里帮忙整理书籍，虽然动作缓慢，但至少能参与到生活中来。 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了回忆录《拉幕啦，戏演完了》，记录了一个普通知青的人生选择，儿子戴亮也写了《我的疯娘痴父》，从孩子的角度讲述这个特殊的家庭。 这个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一个男人54年来的坚持，从17岁的青涩少年到如今的古稀老人，戴建国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承诺的重量。 网友们感慨万千： “这大哥是真男人！现在这种愿意负责到底的人太少了，换我可能早就崩溃了。” “看哭了……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不离不弃的爱情，希望阿姨现在身体好好的，一家人要幸福啊！” “300块钱彩礼毁了一个姑娘的一生，那个年代的父母太愚昧了，好在遇到了对的人，希望他们晚年安康。” “说真的，我可能做不到这样，长期照顾精神病人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勇气，戴建国值得所有人的尊敬。” “想知道后来妻子的病情怎么样了？希望现在的医疗条件能帮她减轻痛苦。” “这才叫爱情！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分手离婚，应该多看看这样的故事。” 各位网友，如果换作是你，会如何面对这样的命运考验，你是否相信在现代社会还存在这样不离不弃的爱情？ 官方信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