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一大代表13人，命运迥异 1、王尽美 ， 1925年病逝，年仅27岁。 2、邓恩铭 ， 1929年被叛徒出卖，1931年在济南就义，年仅30岁。 3、何叔衡 ， 1935年留在苏区，转移时为不连累部队，跳崖身亡，58岁。 4、陈谭秋 ， 1943年，在新疆被盛世才秘密杀害，47岁。 5、李达， 1923年脱党，建国后重新入党，1966年去世，76岁。 6、李汉俊， 就在他家里开的一大，1924年脱党，1927年被捕，杀害。 7、包惠僧 ， 陈独秀全权代表，1927年退党，1979年病逝。 8、张国焘 ， 1938年成为叛徒，被开除党籍，1979年病死加拿大。 9、陈公博， 1922年脱党，和汪精卫为伍，成为大汉奸，1946年被执行死刑。 10 、周佛海 1924年脱党，汪伪政府汉奸，1948年死在监狱。 11、刘仁静 托派分子，1929年被开除党籍，1987年去世，85岁。 还有2位，毛主席和董必武，从始到终，加上其他革命家，一起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21年夏天，上海法租界一栋老房子里，有十三个人悄悄聚在一起。 屋里的人都知道，自己正在干的事，要是传出去，少不了坐牢、吃苦，甚至丢命。 那时候，全国共产党员还不到六十人，能开会的代表只来了十三个。有人是学生，有人是工人，有人当过老师，还有的已经做过地下活动多年。 没什么统一着装，也没什么口号。桌子上放着纸笔和茶杯，有人抽烟，更多的是警惕。 没人多说话，大家都是带着任务来的，要把组织的事情定下来，要让这个还没站稳的新党，有个明确的方向。 会没开几天，就被法租界的巡捕闯了一次。 虽然没抓人，但气氛一下子就变了。有人说不能再待了。 很快，一部分人坐上火车去了嘉兴，再登上一条小船，把最后的议程在南湖完成。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湖面上没有风，船摇得轻，声音压得低。 那天通过了党纲，也选出了领导人，散会以后就各走各的路了。 这十三个人，后来的命运分得很开。 不是分成三条，就是更多条。一些人死得早，有的活到建国，有的拐了弯，最后也没再回头。 王尽美是山东人，文笔好，组织能力强。 他干起事来不要命，肺病早就咳得不成样。医生劝他别再出差了，他照去。27岁死在青岛，没留下什么遗物，连照片都不多。邓恩铭是贵州人，家世普通，性子倔。后来在济南被捕，上刑场那天，他穿得整整齐齐，站得挺直，喊口号没停过。30岁，一枪打穿。 何叔衡是老资格的，年纪比其他人都大。后来跟着红军长征，走到贵州的时候，身子撑不住了。有人背他，他不肯，说拖累大部队。 趁人不注意，走进山沟，没再出来。那一年他59岁。 还有一个，陈潭秋。武汉人，骨头硬。他被派去新疆搞工作，后来被盛世才软禁。对方劝他脱党换活路，他不答应，最后被秘密处死，尸体埋在哪没人知道。 再说一拨人，没死，但走偏了。有的是因为看不惯，有的是因为想换条路。李达，是理论派。当时写的材料不少，能力也有，他后来和陈独秀不合，脾气又犟，干脆脱党去教书了。 新中国成立后又回来了，当了中南大学的校长，学问一直做，党性谈不上坚定。 李汉俊的事更复杂。他原本是东道主，会议地点就是他家。他脱党后办了报纸，也营救过被捕同志。 命运有点反复，最后死在军阀枪下，没等到后来。 还有张国焘，早期在党内势力大，管着红四方面军，后来他带人南下，后来干脆投了国民党，再到香港，再到加拿大。死在异乡，没几个人替他说话。 陈公博和周佛海就更不用说了。两人都成了汪伪政权的高官。 一个当了伪政府的宣传部长，一个当了财政部长，日本投降后，一个被枪毙，一个死在牢里。连坟地都没留下。 包惠僧当年也算活跃。后头投了国民党，干过一阵子，建国后被请回北京，当了国务院参事。他留下的文字不多，对自己的转向也没怎么解释。有人说他是现实派，也有人不愿多提。 刘仁静最年轻，才十九岁。后来去苏联留学，接触了托派的东西。回来后被开除出党，几十年教书为生。晚年出车祸去世。关于他的评价，很少有统一口径。 十三个人里，到建国那天还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毛主席那时候已经是领袖，董必武当了副主席。他们俩一路走来，战场、会议、长征、整风，没有中断过。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就注意到，要建党、要建军、要建政，这三条路他一条也没落下。董必武，没那么多戏剧性，一直老实做事。越到后来，越能看出这两人的稳和深。 十三个人，不是十三种性格，也不是十三种命运。很多时候，他们是在相同的大潮里，作出不同的选择。有的转身，是出于判断；有的掉队，是因为环境；有的坚持，是因为信得过自己那口气。命运没有提前写好，但时间会一条一条地拉开距离。 这一切拉开来看的时候，不是写在宣言里的东西，更像是在昏黄灯下，一桌人小声讨论时的那股认真劲。 有人咬着牙，有人不说话，有人拿笔划重点，有人听着听着心里发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