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多名地下党因越狱失败被拉去枪毙，走不动在途中被枪毙，仅有4人走到目的地，敌方军官却突然说：“同志们，大家辛苦了。” 在1948年的乱世中，一群地下党同志为越狱而战，却因失败被押向刑场。途中枪声不断，走不动的同志相继倒下，仅剩四人抵达终点时，敌军官竟说出那句“同志们，大家辛苦了”，这究竟是陷阱还是转机？历史的迷雾中，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1948年那会儿，中国大地到处是战火，国民党正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和华北推进得飞快，淮海战役的影子已经出来了。在江苏扬州高邮这片国民党占区，地下党同志们天天冒着生命危险搞情报、拉队伍，日子过得提心吊胆。高邮城监狱就是敌人关押革命者的黑窝点，里面塞满了因为秘密工作暴露的同志，大家伙儿天天面对审讯和折磨，随时可能丢命。 监狱里头，金沟区区委书记黄益民和区长于长哲是带头人。他俩入狱前就在乡下组织农民闹革命，领导过好几次反“清剿”。关进去后，眼瞅着同志们一天天瘦下去，他们就合计着得想办法突围。越狱计划是这么定的：分成三组，第一组抢卫兵的枪，第二组放火闹腾，第三组带人撤。同志们在牢里头用各种办法联络，敲墙壁传信，送饭时递话，慢慢把方案敲定。 可没想到，就在行动要干的时候，出了个叛徒柳家兆。这家伙经不住敌人的刑罚，把整个计划抖落干净。敌人当晚就把监狱搞得灯火通明，警戒加倍，黄益民、于长哲他们十多个人被单独拉走。敌人下狠手拷问，想撬开口供，可同志们硬是没松口。国民党当局一气之下，决定第二天就把他们拉出去毙了，当杀鸡儆猴。 第二天一早，这十多名同志就被押出监狱，往刑场赶。路是乡间小道，同志们因为关押时间长，加上挨打，很多人身子骨弱。走着走着，有人撑不住倒下，敌人就把人拉到路边枪毙。枪声一个接一个，队伍越来越少。最终，只有黄益民、于长哲、郭广富和另一名同志走到张家庄这个地方。没想到，押送的军官张我疆忽然叫停，让士兵松绑，然后说了句：“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同志们就这么被放了。 其实，路上那些“被枪毙”的同志，好些也没真死。张我疆让士兵朝天开枪，造了个假象，放过了几个人，比如女同志高春兰。她后来也辗转回来了。黄益民他们脱险后，没耽搁，赶紧回组织，继续干革命，为解放战争出力。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张我疆因为在国民党那边干过事，被抓起来了。黄益民、于长哲他们听说后，主动联名写证词，说他1948年那事儿手下留情，救了好几条命。有关部门查实了，就把他放了，让他过太平日子。 这事儿搁在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看，国民党那边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些人看到大势已去，就在关键时候松了口子。但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越来越强，群众基础越来越牢，才逼得敌人一步步退让。高邮这监狱事件，就反映出那个时代地下工作的苦和险，同志们为了信仰，宁死不屈的精神头儿。 说起高邮这片地儿，当时国民党在江苏的统治摇摇欲坠，地下党在扬州一带搞得有声有色。情报网铺得广，从城里到乡下，同志们用自行车传信，藏在粮袋里递文件，敌人抓都抓不完。监狱里关的那些人，多是骨干分子，黄益民他们被捕前，就组织过农民分田地，打击地主武装。 越狱计划暴露后，敌人那叫一个气急败坏。柳家兆这个叛徒，纯粹是因为怕死，出卖了大家伙儿。国民党当局下令处决，就是想震住其他地下党，让他们不敢再闹。可同志们在路上，哪怕枪声响个不停，也没乱阵脚，坚持到最后的四个，硬是等来了转机。 张我疆这人，在国民党军队里混，职务不算低，但1948年那会儿，眼瞅着国民党要完蛋，他选择放人一马。事后看，这也算他给自己留了条后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推行宽大政策，对这种有功于革命的人，不搞一棍子打死，而是查清楚了就放。 黄益民他们回来后，没闲着，继续在地下搞策反工作。淮海战役打响前，高邮一带的国民党部队人心浮动，好些士兵被我们拉过来。1949年扬州解放，高邮也跟着翻身，监狱那些黑历史成了过去。 这故事告诉我们，革命胜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无数同志用血汗换来的。国民党那些年，在所谓“台湾当局”那边，还想卷土重来，但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绝不让分裂得逞。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才能统一，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