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5岁年轻漂亮的“女流氓”翟曼霞跪在刑场上等待被枪决。行刑前她突然对着天空撕心裂肺喊出8字遗言：“我无罪，性是自由的！“随即一声枪响划破长空，将她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5岁。 翟曼霞出生在陕西一个经营皮革生意的家庭，她的祖父在西北地区管理大型骡马交易市场，父亲翟振华在1950年代被派到匈牙利学习皮革加工技术，后来在波兰华沙开设皮货加工场所。母亲李玉梅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跟随丈夫到国外后主要负责家庭事务。翟曼霞小时候跟随父母在不同国家之间旅行，她6岁时乘坐货船穿越波罗的海。 1978年深秋，她15岁，在华沙街头穿着驼色大衣，抱着一本法语书快速走过维斯瓦河边。每次经过圣十字教堂，她停下脚步，听管风琴的声音从拱门中传出。在华沙第十中学，她1976年参加校际文学社，写过一篇获奖作文，描述多瑙河上的月光像被碾碎的星星，教导主任在评语中用红笔标注要注意思想方向。她在课堂上低头书写，笔尖在纸上划出均匀的线条。 1979年春节后，全家返回西安。父亲在东木头市重新开设皮革厂，母亲在工艺美术学校做兼职老师。翟曼霞转入二十六中学高二年级理科班，班主任注意到她在物理课上偷偷阅读法国小说。她穿着收腰的卡其布衣服，其他女生穿绿色罩衫。她拉直衣领，走在校园小径上。高考没有通过后，她进入父亲的工厂设计室，手持铅笔在绘图纸上勾勒线条。 1981年，工厂生产的羊皮手套销售不畅，她建议在手腕处绣上山茶花图案，这批产品后来在广交会上成为热门货品。她的绘图桌上放着一本旧的设计书籍，铅笔盒里塞满彩色铅笔，工友回忆她常常在午休时用那些铅笔画草图。1982年，一名年轻工人张建军向当局报告翟曼霞在男女关系上不严肃，因为她拒绝佩戴订婚戒指。当局决定快速处理类似案件，这种行为被定为流氓罪。 翟曼霞的故事到这里，就开始跟那个年代的严打运动联系起来了。1983年，中国开展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这场运动持续了三年多，针对社会治安问题，尤其是流氓罪这类被视为危害社会风气的行为。流氓罪在1979年刑法中被定义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其他破坏公共秩序的情节恶劣行为，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但严打期间，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刑罚升级，甚至可以判死刑。 翟曼霞被抓捕后，警方调查发现她与多名男性有过交往，这在当时被视为典型流氓行为。公审那天，法庭挤满围观者。翟曼霞被押上台，双手绑在身后。她抬起头，目光扫过台下人群。法官宣读判决书：流氓罪，情节严重，判处死刑。她脖子僵硬地站着，说男女交往是双方同意的事，为什么要判她死刑。法官拿出刑法条款，写明流氓罪可判死刑。她低头看着地面。 枪决那天，刑场外围着层层人群。翟曼霞被押到指定位置，双膝跪在土地上。她双手仍被反绑。她抬头望向远处，一棵槐树枝叶在微风中摇晃。检察官走上前，问她有无遗愿，她说请烧掉她的日记本。那句话被记录时改为拒绝说明问题。人群中有人推挤，有人捂住嘴巴。 她抬起头，对着天空喊出：“我无罪，性是自由的！”喊声刚落，一声枪响响起，她的头向前一倾，身子倒下。围观者中传来惊呼，有人后退，有人呆立。严打运动中，像翟曼霞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许多人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重判，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道德规范的严格要求。 判决维持后，翟曼霞的日记本作为证据在严打成果展览上摆放了3个月，锁着的本子摊开在玻璃柜里，参观者走过时指指点点。展览结束时，有人发现最后8页被整齐裁掉，所有日期都不见了。 枪响后，她的生命停在25岁，尸体被简单处理，家人默默领回。围观人群渐渐散去，刑场恢复平静。流氓罪在1983年严打期间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许多类似案件快速处理，展览作为宣传手段展示成果，日记本在展出中吸引众多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