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8月22日）发文说：“从即日起，我们将暂停向所有商业卡车司机发放工作签证。越来越多的外国司机在美国道路上驾驶大型拖车，这不仅危及美国人的生命，还损害了美国卡车司机的生计。 事实上，美国卡车运输业的劳动力危机早已不是秘密。行业数据显示，美国卡车司机缺口长期维持在8万人左右，而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30年这个数字可能会扩大到16万人。 造成这种局面的核心原因，连行业内部都直言不讳——长途运输的时薪与工作环境早已失去吸引力。当前美国拖车司机的平均时薪约为20.7美元，新手司机甚至可能低至14.6美元，而如果按实际工作时长计算，许多司机的收入根本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 更糟糕的是，这份工作意味着每周要连续工作36小时甚至70小时，才能勉强挣到1000美元，长途司机每次离家往往要两周以上，还要面对找不到安全停车点、卸货等待长达30小时却无报酬的困境。 在得克萨斯州，一位墨西哥裔司机海梅・巴克拉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每天驾驶约640公里，每周七天无休，却连基本的饮食保障都成问题。这种高强度、低收入、高风险的工作状态，让本土年轻人宁可选择时间灵活的外卖配送，也不愿踏入卡车驾驶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国司机成了填补劳动力缺口的关键力量。数据显示，2021年全美约18%的卡车司机是外国移民，而在长途货运领域这个比例更高，其中拉丁裔司机占总数的22%。 这些移民司机大多从事着最辛苦的长途干线运输，承担了全美70%商品的公路运送任务，从港口的集装箱到超市的生鲜，从工厂的原材料到家庭的日用品，几乎渗透到美国经济的每一个毛细血管。 每天有总重超过5400万吨、价值超过480亿美元的货物依赖他们运输，平均到每个美国人头上，相当于每天350磅的货物吞吐量。可以说，没有这些外国司机，美国的供应链早就面临停摆的风险。 但卢比奥的新政策却要硬生生掐断这个重要的劳动力来源。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谓“外国司机危及安全”的说法，遭到了行业权威机构的直接否认。美国卡车运输协会明确表示，没有证据支持“外国司机导致事故率上升”的指控。 相反，真正的安全隐患恰恰来自行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为了赶时间，司机不得不疲劳驾驶；为了节省成本，货运公司对车辆维护敷衍了事；甚至有移民司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运输危险货物，却连基本的防护设备都得不到。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货运公司为了维持微薄利润，将成本和风险不断转嫁给司机，而不是所谓的“外国司机威胁”。 如今突然暂停工作签证，无异于给本就脆弱的运输系统釜底抽薪。要知道，美国长途整装货运需要约80万名司机，而行业每年的人员流动率常常超过100%，仅为了填补现有缺口，每年就需要培训15万-20万名新司机。 在本土劳动力不愿入行的情况下，突然切断外籍司机的补给，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就是港口和物流枢纽。洛杉矶、长滩等主要港口本就时常面临货柜积压问题，一旦卡车运力不足，滞留港口的集装箱将堆积如山，运输延误将从港口蔓延到仓库、工厂和零售终端。 这种连锁反应最终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本——食品因为运输不畅而涨价，汽油因为配送延迟而供应紧张，建材因为物流受阻而短缺，这些成本最终都会一分不差地摊到每个美国家庭头上。 分析人士指出，卢比奥的这番表态不仅是说给美国选民听的，更暴露了当前美国政策制定中的短视与矛盾。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货运行业的困境视而不见，既没有推动改善司机工作条件，也没有通过政策引导提高行业薪酬水平。 相反，货运公司为了压缩成本，形成了一套“低工资-高流失-招新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甚至通过让司机偿还培训费的方式进行变相剥削。当市场自发引入外国劳动力缓解危机时，却又被贴上“威胁安全”“损害生计”的标签，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将结构性问题政治化，用排斥移民的方式转移公众对根源问题的关注。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项政策声称要“保护美国卡车司机的生计”，但实际受损的恰恰是普通劳动者。本土司机并不会因为外籍同行的减少而获得更好的待遇，因为货运公司的利润模式并没有改变，压低工资的冲动依然存在。 而普通消费者，包括卡车司机家庭在内，都将不得不为物价上涨买单。那些原本依靠运输业维持运转的中小企业，也会因为物流成本上升而面临生存压力，进而影响更多人的就业稳定。 从历史上看，美国货运业曾经是蓝领工人的理想选择，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这个行业高度工会化，待遇优厚。但随着行业去管制化和去工会化，市场竞争加剧，企业为了生存不断压低劳动力成本，才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困境。 解决问题的关键本应是重建合理的薪酬体系、改善工作环境、加强行业监管，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关闭移民大门。卢比奥的政策就像在漏水的船上砸钉子，不仅堵不住漏洞，反而会让船沉得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