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汤景延打死三名新四军战士，带着600多人投靠了日军。新四军高官义愤填膺，希望粟裕除掉这个败类，但粟裕却回复道：“谁也不许动他！” 1943年的苏浙皖边区，也就是今天江浙沪包邮区的核心地带。那地方，情况那叫一个复杂。日本人占着大城市和交通线，国民党的军队盘踞在山区，咱们新四军就在这夹缝里求生存、图发展。三股势力犬牙交错，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他，后天咱俩可能还得联手打第三方。 这个叛变的汤景延，也不是个简单角色。他不是根正苗红的革命战士，而是当地的一个“土皇帝”，手底下有一帮跟着他混饭吃的兄弟。后来被我们新四军收编了，当了个支队长。这种人，说白了，纪律性差，江湖习气重，脑子里想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不是什么革命理想。这种人，在当时其实并不少见，团结他们是为了抗日，但他们也像一颗颗定时炸弹。 果不其然，因为跟派去的政委闹矛盾，加上日本人那边一勾引，汤景延的匪气就上来了，干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他杀害了政委李柯等三名同志，带着部队就扎进了敌人的怀抱。 这一下，对我们苏中根据地的打击是巨大的。不光是损失了600多人和武器，更重要的是，汤景延这支部队驻扎的地方——天目山地区，是个战略要地。他往那儿一扎，就像一颗钉子，死死地楔在了我们根据地的心脏位置。而且他这一叛变，直接就倒向了日伪军，成了敌人手里的一把刀，随时可能从背后捅我们。 所以，将领们义愤填膺，要求立马出兵剿灭汤景延，这完全是人之常情。第一，报仇雪恨，给牺牲的同志一个交代；第二，清除内奸，消除心腹大患；第三，杀鸡儆猴，让队伍里那些摇摆不定的人看看，当叛徒是什么下场。 怎么看，这都是一个必须立刻执行的决定。 可粟裕偏偏就按下了暂停键。 为啥？粟裕的考虑，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军事报复。他看的，是整个华中战场的全局。 他在给部下的解释中，冷静地分析了三点。 首先，硬碰硬，咱们会吃大亏。 汤景延不是傻子，他叛变后，立马就和附近的日伪军勾搭上了。他驻扎的地方，易守难攻。我们要是气冲冲地杀过去，打的就不只是一个汤景延，而是汤景延和他背后日伪军的联军。那将是一场恶战、一场血战。为了一个叛徒，让我们宝贵的战士们去拼命，去消耗我们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底，在粟裕看来，这笔账，不划算。 其次，政治仗，比军事仗更重要。 汤景延能拉走600多人，说明什么？说明这600多个兵，脑子还不清楚，还念着他这个老大哥的“好”。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也是穷苦出身，未必就真心想当汉奸。如果我们用武力解决，那这600多人就会死心塌地跟着汤景演一条道走到黑。但如果我们用政治攻势呢？粟裕的策略是，军事上围而不打，政治上分化瓦解。 他派人到处宣传，告诉那些被裹挟的士兵：“兄弟们，抗日才是正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的汤大哥已经当了日本人的狗，你们也要跟着他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吗？”同时，他还宣布既往不咎的政策，只要愿意回头，我们随时欢迎。 这一招，叫“攻心为上”。直接打，我们可能消灭600个敌人。用政治争取，我们可能争取回600个兄弟。哪个更高明，一目了然。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叫“战略忍耐”。 粟裕心里清楚，汤景延这种人，就是个投机分子。他今天能叛变我们，明天就能因为利益背叛日本人。他跟日伪军的联合，是暂时的，是脆弱的。我们要做的是等，等他们内讧，等我们自己的实力更强大，等一个最好的时机，一击致命。现在动手，时机不成熟，代价太大。 这其实就是一种惊人的“战略定力”。就像我们现在，世界变化太快，大家都追求“短平快”，讲究“即时反馈”。但粟裕将军在8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真正的高手，都懂得“延迟满足”。 面对挑衅和背叛，第一反应是愤怒，这是本能；能压下愤怒，冷静分析利弊，做出最理性的选择，这才是顶级智慧。 后来的事实，完美印证了粟裕的判断。 汤景延投靠日军后，日子并不好过。日本人只是利用他，根本不信任他。他手下的士兵们，在我军强大的政治宣传下，也人心惶惶，军心涣散，不断有人找机会逃回来。汤景延自己呢，成了孤家寡人，里外不是人。 就这么晾了他将近两年。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的前夕，时机终于成熟了。此时，新四军在苏浙地区已经站稳了脚跟，实力今非昔比。而汤景延，已经成了一条没人待见的丧家之犬。 这时候，粟裕才终于下达了那道迟到了两年的命令。他派手下大将王必成，率领精锐部队，发动了雷霆一击。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全歼了汤景延的部队。 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粟裕将军当年那句“谁也不许动他”，不是懦弱，不是纵容，更不是糊涂。那是一盘深思熟虑后布下的大棋。他忍下一时的愤怒，牺牲了小我的情绪，换来的是战略上的主动，是更多战士的生命安全，是整个根据地的稳定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