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史学大家陈垣与大文豪胡适。1934年，陈垣致信胡适讨论学术问题，全篇用典雅的文言，末尾附言：“恐白话累赘，故以文言奉达。”胡适回信时故意通篇用白话文，并调侃：“援庵先生（陈垣字援庵）的文言字字珠玑，但我这‘白话党’只能以‘大白话’回应，否则恐失身份！”陈垣阅后大笑，称此为“文体之争，胜负未分”。 陈垣出生在1880年的广东新会，那是个药商家庭，他从小接触中药材和书籍，早年投身反帝活动，创办报刊抨击列强。后来他转战学术，专注宗教史和元史，写出像《元西域人华化考》这样的书，考据特别细致。1917年他到北京辅仁大学教书，之后当校长，还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职，教出一批史学人才。他的治学风格就是注重细节，学生常说他校书像审案子，一点错都不放过。 胡适比陈垣小11岁，1891年生在安徽绩溪官宦家，早年跟母亲学诗文，13岁去上海读书。1910年他留学美国，先学农艺，后转哲学，受杜威影响大。回国后他在北京大学教书，推动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写了《文学改良刍议》，影响很多人。他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开创现代哲学史研究路子。一生他主张自由主义，当过驻美大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 两人都在北京大学共事过，学术上常交流，虽然观点有时不一样，但友情深厚。陈垣佩服胡适的创新，胡适尊重陈垣的考据，他们通信多，讨论史学和哲学问题。这段关系在民国学术史上挺有代表性，推动了跨领域交流。 1934年，陈垣给胡适写信谈学术，信全用文言，末尾解释说怕白话太啰嗦，就用文言表达。胡适回信用白话，还开玩笑说陈垣的文言字字精妙，但他作为白话党，只能用大白话回，否则丢身份。陈垣看后笑称这是文体之争，胜负还没定。 这事反映出当时文言和白话的拉锯战。陈垣传统功底深，喜欢文言的简洁；胡适推白话，是想让文化更接地气，让普通人容易懂。他们的信件不光是学术讨论，还带点幽默，显示出学者间的轻松互动。 后来陈垣在课堂推荐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说书分析先秦诸子好，但加评语：胡适善破不善立，读时要带怀疑。胡适听到后，回击说陈垣校书像法官，若他写错一字，怕被判死刑。这俩人就这样互怼，但关系更近了。 1948年底，胡适要离开北平，去陈垣家告别。陈垣劝他留，说学问不问政治，何必走。胡适摇头，说怕自由无处容身。陈垣赠他一本《通鉴胡注表微》，题字留念，书名暗合两人姓。胡适说这书是胡陈会盟的证。 陈垣的学术贡献主要在史学考据上，他的研究方法影响后世，比如对元史和宗教史的梳理，让人看到历史细节的重要性。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校长时，继续教书，强调实证精神，避免空谈。 胡适的贡献在哲学和文化改革，他用白话写史，打破旧框架，让哲学史更现代。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在当时社会动荡中，引导很多人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平衡。 两人交往中，体现出民国学者风范：互相尊重，又不乏争论。这不只个人事，还反映时代变迁，从文言到白话，从传统到现代。 陈垣晚年留在北京，专注史学，1971年去世。胡适去台湾，继续学术，1962年逝世。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学术友情能跨越分歧。 陈垣早年反帝经历，让他学术更有现实感。他创办的报刊，用图文并茂方式揭露侵略，这在当时挺大胆。后来转学术，不是逃避，而是深入历史找答案。他的书如《元也里可温考》，考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资料翔实。 胡适留学时，从农艺转哲学，显示他求知广。他回国推动白话文，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看到文言障碍大众教育。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只上卷，但方法新，用实验主义审视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