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定留在北京，1966年，更是遭受到巨大磨难，小将们

1949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定留在北京，1966年，更是遭受到巨大磨难，小将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时穿的大法袍，准备焚烧，对此，梅汝璈厉声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在一个喧嚣的年代，一件黑色法袍被从木箱深处翻出，布料已经微微泛白，袖口磨得发毛，然而这件衣物的分量，却远比看上去沉重得多，它不是某位长辈的旧袍，也不是普通官服，而是一段国家记忆的载体，它曾在世界聚光灯下，见证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废墟中挺起脊梁，在1966年的北京，这件袍子几乎被当作废物扔进火堆，而它的主人，只是站在那里，背脊笔直，眼中有光。   梅汝璈，这个名字在那个动乱的时代被尘封，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也不在意他曾经历过什么，但如果把时间拨回到二十年前，人们会发现他曾是中国在国际法庭上最有力的一张法治名片，1946年，战火未尽，世界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审判，那不是普通的审判，而是对侵略战争的清算，是对历史伤痕的回应，东京审判，是二战之后的重大国际法事件，而梅汝璈，正是中国代表团中的法官。   那年他42岁，身穿这件黑袍，走进陌生的东京，他不是仅仅代表自己，而是背负着数以千万计死难者的期望，也代表着一个在战争中遍体鳞伤的国家的尊严，他接受的教育来自中西结合，既有中国传统法理的根基，也有西方法律体系的训练，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面对来自英美苏等国的法官和辩护律师，他以一口流利英语，坚毅而克制地陈述中国的立场，他从不高声怒斥，却句句有据，冷静地拆解那些试图淡化侵略暴行的辩词。   他坚持要把南京的惨剧写进最终的判决文书，不是为了情绪发泄，而是为了史实不被抹去，在那份厚厚的档案中，他亲自参与了许多章节的起草，对每一个数字、每一条证词反复核实，他知道，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庭审，而是一次历史的记录，每一段文字，都是对未来的交代，最终，东条英机等七名主要战犯被处以极刑，这个决定背后，离不开他的坚持。   然而，辉煌总是短暂，三年后，政权更替，国民政府南迁，梅汝璈收到南下的任命，却选择留在北方，他不是没有退路，也不是没有顾虑，但他始终认为，法律不能随着政权更替而动摇，自己作为一名法律人，理应为国家重建出一份力，他没有追求高位，转身投入到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中，讲课、修法、做顾问，他低调地做着能做的事，带着一份对法律的信仰，继续坚守。   这个决定，为他赢得了尊重，也埋下了隐患，到了60年代中期，政治运动席卷全国，很多曾经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被打上“有问题”的标签，梅汝璈也未能幸免，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履历成了“历史问题”，曾经参与的审判被误解为“为外国人服务”，他的书籍、文稿被搜查，连那件黑色法袍也被当作“毒草”准备烧毁。   那一刻，他没有激烈反抗，也没有试图讲述自己的功绩，他只是站在那里，像过去无数次在法庭上那样沉稳，他知道，这不是一次可以讲道理的时刻，但他也明白，如果这件袍子就这样被毁，连带着那段历史也将被撕碎，那件衣服，不属于他个人，而属于一个曾在世界舞台上争取过话语权的国家，它见证了正义如何被执行，也警示后人，正义是可以被践踏的，最终，这件袍子没有被烧掉，它随着梅汝璈的沉默，一起被保存下来。   他后来的日子并不好过，被批斗、被审查、被孤立，生活困顿，身体也逐渐衰老，但即使在最灰暗的时刻，他依然坚持写作，坚持思考，他没有再登上讲台，也不再参与法律制定，却在笔下继续捍卫法律的原则，他将东京审判的资料重新整理，撰写回忆与分析，力求用真实还原那段历史，他心中明白，哪怕无人阅读，这些文字也不能消失，那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负责。   他并没有等到名誉的恢复，1973年，梅汝璈在沉默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离世前的嘱托之一，就是将那件黑袍捐给国家，如今，它被珍藏在博物馆的展柜中，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再有争议，也不再有人质疑，可它所承载的，并不仅是一位法官的记忆，而是一个国家在被忽视、被低估中挣扎着发声的历史。   梅汝璈的一生，并不轰轰烈烈，他没有建立政权，也没有主导变革，他只是始终相信，法律不该成为权力的附庸，正义不该屈服于时局，他曾在国际法庭上据理力争，也曾在政治风暴中噤若寒蝉，他是一个普通人，一个用一生去捍卫信念的法律人，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有些人并不会被历史大声记住，但他们的存在，却是这个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