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白宫发布AI行动计划别看美国在AI领域雄心勃勃，很快他们会发现，这些刺激政策，因为各种奇葩理由，最终虎头蛇尾，无疾而终。
我这样说，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美国以往活生生的案例佐证的。现在的美国早已不是当年的美国的了。我盘点一下，在过去的这几年，美国几个行业刺激政策因层层盘剥和执行漏洞最终无疾而终的案例：
一、Solyndra 太阳能公司贷款担保失败（2009-2011 年）
作为奥巴马政府绿色能源计划的标杆项目，Solyndra 获得 5.35 亿美元联邦贷款担保，却在 2011 年破产，导致纳税人资金损失。调查显示，该公司主要投资人乔治・凯泽（George Kaiser）是奥巴马竞选金主，其家族基金会与白宫存在频繁互动。尽管能源部声称评估风险仅 7.8%，但内部邮件显示，项目审批存在政治压力，例如时任副总统幕僚长罗恩・克莱恩曾警告 “若认为这是坏主意，需尽快撤销”。更讽刺的是，破产清算时，私人投资者优先于纳税人获得赔偿，暴露了政策设计中利益输送的漏洞。
二、富士康威斯康星州 “第八大奇迹” 烂尾（2017-2024 年）
特朗普政府为推动制造业回流，批准威斯康星州向富士康提供 30 亿美元税收优惠，换取其投资 100 亿美元建设液晶面板厂并创造 1.3 万个就业岗位。然而，实际投资额不足承诺的 10%，就业岗位仅兑现 11.5%。项目从一开始就充满荒诞：政府耗费 5 亿美元推平数百座民宅农场后，富士康不断缩水规模，最终仅建成一座玻璃穹顶建筑。拜登 2024 年视察时怒斥其为 “骗局”，并宣布微软在此建设数据中心取而代之。这一案例揭示了地方政府为政绩盲目让利、企业利用政策套利的典型路径。
三、城市发展行动补助（UDAG）计划低效与腐败（1970-1980 年代）
作为联邦政府推动城市复兴的核心计划，UDAG 在 1977-1988 年间向地方政府提供超 40 亿美元资金，但被批评为 “政治分赃工具”。例如，西弗吉尼亚州 Follansbee 和宾夕法尼亚州 Farrell 两城分别获得数百万美元补助用于钢铁项目，结果因缺乏产业基础和社区参与，资金被用于低效投资，最终未能带动经济转型。1982 年联邦评估报告指出，部分项目 “即便没有政府补贴也能完成”，且存在夸大就业预期、资金挪用等问题。该计划因腐败频发和效果不彰于 1988 年终止。
四、企业区计划沦为税收套利工具（1980-2010 年）
纽约州 1987 年推出的 “经济发展区” 计划（后更名 “帝国区”），试图通过税收减免吸引企业入驻贫困地区，但实际演变为企业避税游戏。企业通过拆分业务、伪造新岗位等手段套取优惠，例如将原有岗位重新包装为 “新增就业”，或通过调整区域边界将盈利项目纳入补贴范围。2010 年该计划终止时，纽约州贫困率较 1969 年翻倍，而企业区覆盖的社区未见改善。政策失败的核心在于：税收优惠幅度不足以抵消城市区位劣势，却为寻租创造空间，最终成为 “顾问行业的摇钱树”。
五、希望六号公共住房计划的中产阶层化陷阱（1990-2010 年代）
联邦政府投入超 60 亿美元拆除 “问题公房” 并建设混合收入社区，但实际操作中，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合谋将低收入居民迁出，代之以中产阶级住宅。例如波士顿 Maverick Gardens 项目中，原居民被迫搬迁后，就业率未提升，部分家庭经济状况恶化。更严重的是，全国范围内超 21 万套保障性住房被拆除，却未按承诺重建，导致低收入群体居住危机。该计划被批评为 “披着复兴外衣的 gentrification（中产阶层化）工具”，最终在 2010 年代因争议终止。
六、2009 年经济刺激计划（ARRA）的管理混乱
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核心措施，ARRA 的基础设施项目因监管缺失导致资金浪费。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在 2009 年发放的资金中，仅 42% 的项目数据与联邦数据库匹配，大量 “创造就业” 数据造假。例如某项目宣称创造 300 个岗位，实际仅雇佣 30 人且多为短期工。政策设计的 “快钱” 导向导致地方政府仓促上马非优先项目，最终被评价为 “用纳税人的钱填窟窿，却未重建经济基础”。
这些案例再一次告诉我们：当政策目标被政治私利、地方保护主义或企业套利扭曲时，即便投入巨额资金，也难以实现预期效果。正如富士康项目暴露的 “政府让利 - 企业投机 - 民众买单” 链条，以及 Solyndra 事件中的 “政治献金 - 政策倾斜 - 风险转嫁” 模式，层层盘剥最终将公共资源转化为少数利益集团的饕餮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