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祝学军在研发东风-17时，发现导弹在飞行中，极易遭到外部干扰，几乎所有人都建议增加反电子系统。不料，祝学军却说：“不如我们让导弹在雷达中消失呢？”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而她却坚信自己的思路是对的。 当年，咱们的导弹技术在不断往前追赶，但碰上了一个坎儿：怎么对付越来越厉害的防空系统？尤其是美国的“萨德”这类，眼睛（雷达）尖得很，算得也快。导弹一飞出去，人家那边计算机滴滴答答一算，就把你的路线摸得一清二楚，然后发射拦截弹，半道上给你“解决”掉。 当时，在一次高度机密的技术研讨会上，这个问题被摆在了桌面上。导弹在天上飞，信号很容易被干扰，怎么办？当时会议室里坐着的都是顶级专家，大家顺着思路想，很自然就得出一个结论：加强抗干扰能力，给导弹装上更牛的反电子系统。这就像两个人下棋，你出个“炮”，我就上个“马”挡住，你再跳个“象”，我跟着进个“兵”，大家在同一个规则里斗智斗勇。 这思路，没毛病，全世界都这么干。 但就在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个相对平静的声音响起了。当时还不是总设计师的祝学军，轻轻说了一句，却像在平静的湖面扔了块巨石：“咱们为什么非要跟它的雷达硬碰硬呢？不如，我们想办法让导弹在它的雷达里‘消失’掉呢？” 这话一出来，整个会场瞬间就安静了，静得能听见呼吸声。然后，就是一片哗然和交头接耳的议论。 “消失？怎么消失？隐身涂料？” “不现实，那么高的速度，什么涂料能扛得住？” “这是不是有点太异想天开了？” 在当时，这想法确实有点“科幻”。因为在所有人的认知里，只要物体在运动，就会有轨迹，有轨迹就一定能被雷达捕捉到。祝学军说的“消失”，听起来就像是要凭空变魔术。 面对质疑，祝学军没有激动，也没有长篇大论地去辩解。她只是更深入地解释了自己的想法：所谓的“消失”，不是真的隐身，而是让对方的雷达“失效”。怎么失效？那就是让导弹的飞行轨迹变得完全无法预测。 她说：“你想想，雷达系统是怎么拦截的？它先发现你，然后根据你的速度和方向，计算出你下一秒、下十秒会出现在哪里，好提前把拦截弹送到那个位置上等你。可如果，我们的导弹轨迹是‘活’的，它一会左、一会右，忽高忽低，完全不按套路出牌，那对方的计算机还怎么算？它刚算出你下一个点位，你已经拐到别处去了。在它的预测系统里，你不就等于‘消失’了吗？” 这番话，说白了，就是要把一场规规矩矩的象棋比赛，变成一场不讲规则的“游击战”。你还在棋盘上算计“将军”，我已经掀了棋盘，直接从你意想不到的角度打过来了。 这个思路，在当时是颠覆性的。它跳出了“你干扰，我反干扰”的死循环，直接釜底抽薪，废掉了对方的“预判”能力。 而这个石破天惊想法的背后，其实站着一位巨人，那就是钱学森。早在几十年前，钱老就提出了一个天才构想——“助推-滑翔”弹道，也就是后来我们常听到的“钱学森弹道”。 简单说，就是先把导弹像火箭一样推到大气层边缘，然后让弹头分离，利用空气动力，像打水漂一样，在大气层上缘进行一连串高速、机动的滑翔飞行。每一次“抬头”和“俯冲”，都是一次变轨。这种轨迹，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几乎就是天方夜谭。 钱老的理论太超前了，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只是一个躺在纸上的完美设想。美国和苏联也研究过，但都因为技术太复杂，材料要求太苛刻，最终放弃了。 而祝学军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几十年前的“理论”，变成一个能装在东风快递上的“现实”。 从一个想法到一件国之重器，中间隔着的是无数个不眠不休的夜晚，是堆积如山的计算草稿，是上万次的模拟和试验。 祝学军带领着她的团队，一头扎进了这个世界级的难题里。他们要解决的核心，是一种叫做“乘波体”的气动布局。这名字听着玄乎，其实原理挺形象的：就是设计一个特殊外形的弹头，让它在超高速飞行时，能像冲浪一样，稳稳地“骑”在自己产生的高压激波上。这样既能获得巨大的升力，又能实现灵活的机动。 那段时间，祝学管军的办公室几乎就成了她的家。她经常是两眼布满血丝，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模拟数据。一个参数不对，整个模型就得推倒重来。失败，再来，又失败，再调整……那种压力，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想象的。任何一个微小的环节出错，浪费的不仅是宝贵的时间和经费，更可能让整个项目停滞不前。 但祝学军身上有股劲儿，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韧”。她不爱说豪言壮语，但她能用道理和数据说服所有人，用行动带着大家往前拱。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做的工作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国家，祖国的事情，我们就一定得努力办到。”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的攻关，这个曾经“异想天开”的想法，终于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当一个外形科幻、前所未见的导弹方队缓缓驶过天安门时，全世界的军事观察家都屏住了呼吸。解说员用激昂的声音报出了它的名字——“东风-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