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主席找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以解红军之危，宋庆龄直接卖房筹钱，把5万美元汇给了党中央，没过多久，周总理竟把宋庆龄给钱一事告知了宋子文。
1936年深秋，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的小楼里，宋庆龄站在窗前，手中捏着一封密信。窗外，秋雨淅沥，街头洋车的铃声混杂着远处租界巡捕的哨音，空气中弥漫着湿冷的雾气。信封上的字迹简短而急迫，落款是“毛泽东”。
信中请求她筹集五万美元，用于解红军燃眉之急。宋庆龄的目光从信纸移到窗外，雨水在玻璃上滑出一道道痕迹，仿佛在诉说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她深吸一口气，内心却已燃起一团火：这笔钱，绝不是数字，而是无数战士的生机。 彼时，红军刚刚结束长征，落脚陕北。两万五千里的跋涉，耗尽了物资与体力。战士们的棉衣破得露出棉絮，粮食匮乏到靠野菜果腹，药品更是稀缺，伤员只能用草药裹伤。
国民党的封锁如铁壁，盐巴成了奢侈品，红军财政仅剩千余元，连基本的伙食都难以维持。毛泽东在土窑洞里彻夜难眠，最终决定向宋庆龄求助。她是孙中山的夫人，革命的同行者，尽管身处上海，生活清贫，却始终心系民族大义。 宋庆龄放下信，目光扫过房间。墙角的书架上，摆着孙中山的手稿，书桌上，一盏油灯昏黄地亮着。
她知道，这封信的重量，远超她手中的纸张。五万美元，在1936年的上海，相当于近十九万法币，是一笔天文数字。她没有这样的积蓄，唯一值钱的，只有这座莫里哀路的小楼——她与孙中山共同生活过的家，承载着革命初期的回忆。每扇窗、每块地板，都仿佛还回响着先生当年的豪言壮语。她轻抚桌上的房契，眼神坚定：房子可以卖，信念不能丢。
次日清晨，宋庆龄穿上素色旗袍，冒雨前往法租界的麦加利银行。柜台后的洋人职员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她，华人妇女抵押房产在当时几乎闻所未闻。她递上房契，声音平静却不容置疑：“我要贷款，救国。”银行审查严格，程序繁琐，她一次次被拒，理由五花八门：房产证手续不全、抵押人身份存疑。宋庆龄没有退缩，她找到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帮忙斡旋，凭借他的担保，终于在第三次尝试时贷到4.5万美元。
剩下的5000美元，她从孙中山的抚恤金中挤出，那是她多年来仅有的生活来源。 钱凑齐了，送钱的路却危机四伏。上海地下党组织接到任务，将五万美元现钞分装在几个保温桶中，外面贴上“宁波火腿”的标签，伪装成普通货物。深夜，货轮从黄浦江码头悄然启航，船身在雾气中摇晃，地下交通员紧盯着甲板上的桶，生怕一个疏忽暴露行踪。
船经香港转道广州，再由交通员护送，穿越国民党封锁线，跋涉二十余天，终于抵达陕北。林伯渠接过这笔钱时，眼眶湿润：盐巴、药品、棉衣、望远镜……每一分钱都成了战士们的救命稻草。 这笔钱如及时雨，缓解了红军的困境。伤员有了止血药，战士们穿上了新棉衣，前线指挥部甚至添置了几台德国产的望远镜，极大提升了作战效率。
然而，故事并未到此结束。几个月后，西安事变爆发，国共谈判桌上硝烟弥漫。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与宋子文会面时，出于礼貌随口提到：“感谢你姐姐之前的资助。”此话一出，空气瞬间凝固。宋子文皱眉，眼神中闪过一丝震惊。他完全不知情，这笔钱并非出自他掌控的财政部，而是姐姐的私产。 回到上海，宋子文推开莫里哀路小楼的门，语气中带着怒意：“五万美元，你瞒着我给了共产党？”
宋庆龄站在客厅中央，身后是孙中山的画像。她没有回避，只是平静地说：“我做的是先生未竟的事业。”宋子文愣住了，他知道姐姐的倔强，也明白她的选择与自己背道而驰。他没有上报，只是冷冷丢下一句：“你会后悔的。”这场对话，如同一道裂痕，横亘在姐弟之间。 宋庆龄并未因此动摇。1937年，她以孙中山夫人身份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斥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
她的努力，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亲自写信邀请她北上。她站在北平火车站的月台上，身后是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眼前却是新中国的曙光。开国大典上，她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旁，目光穿过人群，仿佛看到了那笔五万美元化作的希望火种。 1954年，毛泽东得知借款真相，执意用稿费连本带息归还。
宋庆龄却将钱转捐他人，她不愿让当年的牺牲成为负担。1969年，她在给友人廖梦醒的信中，首次提及此事，字里行间透着平静的坚定：“那是我对民族的承诺。”这份承诺，伴随她直到1981年病逝。临终前，她将莫里哀路小楼捐给国家，院中的蜡梅依旧在冬日绽放，诉说着那段无声的坚守。
莫里哀路的小楼，如今是宋庆龄故居，书架上那本夹着房契存根的《三民主义》静静躺着，纸页泛黄却无折痕。宋庆龄用一栋房子的代价，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她的信念，如同冬日蜡梅，穿越风雪，香气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