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13岁男孩因精通日语，被日军相中，当上日军翻译官。日本投降后，他却成了抗日英雄。他是谁？又是怎么成了抗日英雄？他叫陈敏学。
1945年8月，深圳的夏夜闷热得像蒸笼。受降仪式上，锣鼓喧天，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突然，一阵怒骂刺破喧嚣：“小汉奸！给鬼子当狗的！”人群的目光齐刷刷投向队列中央，那个穿着日军制服的少年。他低着头，瘦小的身影在烈日下微微发抖。没人知道，这个叫陈敏学的13岁男孩，刚刚从日军司令部活着走出来，肩上还背着一条救命的情报。
1937年，抗日战争的炮火烧到广东，深圳东门老街的陈家小院再也守不住往日的平静。陈敏学，1929年出生，家里七口人靠卖杂货维生。父母给他取名“敏学”，盼他能靠读书出人头地。可战火无情，日本人占领深圳后，强推“日化教育”，逼迫当地孩子学日语。1942年，11岁的陈敏学被送进日语学堂，家里才能换来每周三两白米的救命粮。
这少年天赋异禀，学日语快得像开了挂，没几个月就能跟日本军官聊得头头是道。1945年，日军看中了他的语言天赋，硬是把他拉进司令部当翻译官，还给他起了个日本名字“铃木三郎”。表面上，他成了日军眼里的“小帮手”，可谁也不知道，他心底的怒火早已烧得通红。母亲被日军欺辱的画面，父亲倒在码头血泊里的身影，弟弟妹妹饿死在草席上的哭声，这些都像刀子一样刻在他心里。
陈敏学不是逆来顺受的孩子。他知道，翻译官的身份是个危险的赌局，但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能接触到日军的机密——部队调动、作战计划，甚至军火库的位置。表面上，他毕恭毕敬地为日军翻译，背地里却悄悄摸索着如何把情报送出去。
1943年的一场暴雨夜，瓦房顶上突然滑下一道黑影。陈敏学刚要喊，冰冷的匕首已经抵住他的喉咙。“莫出声！”来人操着浓重的客家口音，低声说：“你送米救邻居，我都看见了。”那一刻，陈敏学泪流满面。他想起了家破人亡的仇恨，想起了街坊的冷眼和唾骂。他咬紧牙，对黑衣人说：“给我任务！”
从那天起，13岁的陈敏学成了东江纵队沙头角中队的秘密情报员。白天，他在日军司令部点头哈腰，晚上，他抄小道把情报送到游击队手中。每次送信，他都得冒着被发现的生死风险。一次送信途中，他撞上日军巡逻队，眼看就要暴露。他当机立断，抓起游击队伤员的刀，狠狠砍在自己左肩上，血喷了一地。他指着巷尾一个模糊的背影大喊：“游击队跑那边了！”日军信以为真，追了过去，他和伤员才捡回一条命。
1944年，日军察觉到情报泄露，宪兵队突然把陈敏学绑进黑牢。审讯室里，油灯昏暗，砍刀架在他脖子上，审讯官咆哮：“情报哪来的！”少年咬紧牙关，嘴角渗着血，硬是说：“打死我也不认没干的事！”他赌日本人没有实据，硬是凭着一股倔劲和冷静的头脑，熬过了酷刑。最终，日军放了他，但那道刀疤却成了他一生的印记。
还有一次，日军怀疑一个被捕的布店伙计是游击队员，指着他手上的茧子说是拿枪磨出来的。陈敏学站出来，语气平静地说：“他整天拿剪刀裁布，茧子是这么来的。”就这一句话，救下了一条命。他的机智和胆量，连游击队的战友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深圳的受降仪式上人山人海。陈敏学站在队列里，穿着日军制服，成了众矢之的。人群的骂声像潮水般涌来：“小汉奸！卖国贼！”他低着头，拳头攥得发白。就在这时，东江纵队的队长跳上土台，声如洪钟：“这孩子送的情报救了我们三条命！他是我们的英雄！”
骂声渐渐平息，但质疑的目光依然刺眼。有人嘀咕：“谁家英雄给鬼子当八年翻译？”陈敏学的身份终于公开，可“汉奸”的骂名却像影子一样跟着他。战后，他一心想参军南下，却因长期饥饿和伤病倒下。
1950年，陈敏学回到深圳，默默当起了小学教员，之后又在国营照相馆工作了三十年。他从不张扬自己的功绩，甚至连党员身份都因战乱未被正式记录。1988年，58岁的他整理街道党员档案时，发现自己的名字不在其中。他急得搓手：“我替党传递情报时就是党员了呀！”街道书记含泪解释：“您是无名英雄，需重新宣誓入党。”那年冬天，他终于举起右拳，面向党旗，完成了迟到多年的宣誓。
此后，深圳街头常能看到一个拄拐杖的老人，帮警察追扒手，制服劫匪。一次银行抢劫案中，他抄起路边铁锹拍倒歹徒，笑着对记者说：“当年替游击队挡刀都不怕，还怕这个？”如今，93岁的陈老仍住在东门老街的老楼里。社区青年问他：“卧底时最怕什么？”他摸着肩上的刀疤，轻声说：“怕街坊的骂声断不掉，怕死了还背着汉奸名。”
陈敏学的故事，是无数无名英雄的缩影。据《羊城晚报》报道，他在东江纵队期间，成功传递情报救下多名游击队员，为抗战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事迹后来被深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记录在案，成为深圳抗战历史的重要篇章。
如今，深圳东江纵队纪念馆仍保存着他的档案，提醒后人：乱世中，英雄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