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总理病重，需要吃鸽子蛋增加营养，却到处都买不到。赵炜就对邓颖超说“宋庆龄家里养了200多只鸽子……”
（信息来源：王凡. 《宋庆龄全传》.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年冬，北京的寒风像刀子般刮过中南海的红墙，枯枝在风中瑟瑟发抖。协和医院一间病房内，昏黄的灯光洒在病床上，周恩来瘦削的脸庞几乎与白床单融为一体。他的呼吸微弱，像是随时会被风吹灭的烛火。病房外，邓颖超站在走廊尽头，双手紧握，眼神里满是无力的焦灼。医生的话还在耳边回响：“总理身体太虚弱了，需每日补充鸽子蛋，营养高，易消化。”
可这1975年，物资匮乏，鸽子蛋比黄金还难寻。邓颖超心头一沉，这要求看似简单，却像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就在这希望渺茫的时刻，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匆匆赶来，低声说：“邓大姐，听说上海宋庆龄先生家里养了上百只鸽子……”话音未落，邓颖超愣住了，眼神复杂地闪过一丝光亮，又迅速被犹豫遮盖。
她不愿因丈夫的病情去麻烦这位革命老友，可这消息却像一颗火星，点燃了她的希望。远在上海的宋庆龄，会如何回应这个突如其来的请求？
上海，宋庆龄的寓所后院，寒风穿过竹篱笆，吹得鸽舍里的白鸽缩成一团，咕咕低鸣。宋庆龄裹着厚重的灰色棉衣，站在鸽舍前，手里捏着一把小米，眼神温柔却带着一丝疲惫。她的鸽子不是寻常宠物，而是她对孙中山先生深情缅怀的寄托。据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记载，孙中山生前视鸽子为和平象征，宋庆龄便将这份情感延续下来，每日清晨亲自喂养，视这些鸽子为精神慰藉。
几天前，一封来自北京的急信打破了她的平静。信中没有直言周恩来病重，只隐晦提到“总理身体不适，急需鸽子蛋”。宋庆龄放下信纸，目光落在鸽舍，脑海中浮现出那个熟悉的身影——儒雅、坚韧、永远带着微笑的周恩来。
1927年南昌起义，她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与周恩来并肩作战；1949年筹备新中国，她与周恩来共同奔走于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场。那份战友情谊，早已深深烙在她的心底。 可深冬的鸽子早已不产蛋。宋庆龄弯下腰，亲自在鸽舍的草窝里翻找，寒风刺得她手指发麻。工作人员小心翼翼跟在身后，气氛凝重得仿佛连鸽子的咕咕声都低了几分。
草窝里只有零星羽毛和粪便，空空如也。宋庆龄的眉头紧锁，内心挣扎——她不愿让老友失望，可这鸽子蛋，真的找得到吗？
北京，邓颖超站在中南海的窗前，窗外雪花飘落，像是为这个冬天增添了几分沉重。她深知宋庆龄的为人——刚正不阿，从不因私事干扰公务。她不愿让丈夫的病情成为宋庆龄的负担，甚至叮嘱工作人员：“若买不到鸽子蛋，就罢了，切勿惊扰宋先生。”可她不知道，这消息早已传到上海，点燃了一场跨越城市的温暖接力。
上海的宋庆龄没有犹豫。次日清晨，她再次来到鸽舍，带着工作人员逐一检查草窝。寒风吹乱了她的白发，鸽子被惊扰，扑棱着翅膀四散飞开。就在众人几乎放弃时，一名工作人员惊喜喊道：“有蛋！一颗！”宋庆龄眼中闪过亮光，她小心翼翼捧起那枚鸽子蛋，又从家中取出一颗此前珍藏的蛋，放入一个精致的锦盒。
锦盒上系着红绸，像是她对老友的深深祝福。她叮嘱专人：“快送去北京，务必小心。” 锦盒被快马加鞭送往北京，跨越千里，承载着宋庆龄的牵挂。当邓颖超接过锦盒，看到里面两枚雪白的鸽子蛋时，她的手微微颤抖。那一刻，病房外的寒风似乎都变得柔和了些。她没有多说感谢的话，只是将锦盒紧紧抱在胸前，眼眶湿润。
这不仅仅是两枚鸽子蛋，更是宋庆龄对周恩来的敬重与支持，是革命岁月里那份历经风雨的情谊。
宋庆龄与周恩来的情谊，始于1920年代的革命风云。1924年，宋庆龄在广州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周恩来则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两人因共同的理想结下深厚友谊。1927年，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宋庆龄发表声明与之决裂，周恩来则在南昌起义中浴血奋战。
1949年，筹备新中国时，宋庆龄在周恩来的邀请下北上，担任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这份情谊，超越了普通战友，是革命理想的共鸣。 1975年的冬天，宋庆龄的关怀不止于鸽子蛋。她听说周恩来病情加重，又特意送去一条肥美的胖头鱼，叮嘱道：“病人要喝鱼汤才好。”她甚至为毛泽东送去一个大枕头，担心他卧床办公太过劳累。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78岁。消息传到上海，宋庆龄正在鸽舍喂食，手中的小米撒了一地。她回到书房，泪流满面，提笔写下数千字悼文，字里行间满是对周恩来的缅怀与敬仰。
宋庆龄与周恩来的情谊，不仅体现在1975年的鸽子蛋事件中，还贯穿于新中国建立的多个关键时刻。据《周恩来：一生》记载，周恩来在外交场合常提及宋庆龄对孙中山理想的继承，两人共同推动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建设。这份情谊，根植于革命理想，超越了个人得失，温暖了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