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滔，中国神秘的CEO，是如何一手创立大疆的？ 他一手缔造的大疆，其无人机却飞上珠峰、飞进白宫，几乎无处不在，占据了全球超七成市场，成了中国科技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外界常用“可怕”来形容大疆，这份“可怕”究竟从何而来？是源于它创业初期那段近乎“内部坍塌”的至暗时刻，还是后来直面市场强敌的“外部威胁”，抑或是近几年遭遇地缘政治“围剿”时所展现的惊人韧性？ 汪涛出生在杭州一个中产家庭，从小就是个航模死忠粉，尤其迷恋遥控直升机。16岁时，父母奖励他一台，可因为操控太难，没几天就摔坏了。 这份挫败感没有让他放弃，反而激发了他钻研飞行控制的念头。后来，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电子系，读到大三，觉得课程理论太多、实践太少，索性退学。 这个项目最终只得了C，也断送了他出国深造的机会。不过，这次失败却让他被香港科技大学的“创业教父”李泽湘教授记住了。李泽湘看中的，正是汪涛身上那股“是来真的，要搞东西”的劲头，不仅破格录取他为研究生，还给了他极大的自由，任由他旷课继续搞研究。 没过几个月，汪涛就捣鼓出了一套能稳定飞行的系统，并以1.5万的成本卖出了5万块，第一次尝到了商业的甜头。 李泽湘老师随即建议他去深圳创业。2006年，汪涛借款20万，在深圳一间20平米的仓库里，创立了大疆，主营业务就是飞控系统。 汪涛把“极致”二字刻进了大疆的基因。从一颗螺丝的扭矩，到调试方案的细节，他都追求完美，甚至半夜想到解决方案也要立刻打电话给员工。 可这种近乎偏执的风格也带来了麻烦：工资低、节奏快、要求高，许多员工干了几天就走人，连最初跟着他的两个兄弟也相继离开。 最难的时候，公司只剩他和一名出纳，账上不到两万块，眼看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更糟的是，一名离职员工还偷走了飞控技术，在外面自立门户生产销售。 汪涛想维权，却掏不出70万的律师费。创业第一年，技术没成熟，团队散了，钱也快烧光，难道大疆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坐以待毙显然不是汪涛的性格，他再次敲开了导师李泽湘的门。李泽湘二话不说，拉上哈工大的朱小蕊教授，联手投了100万。 这笔钱成了大疆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投资。比钱更重要的是人，李泽湘还引荐了一批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毕业生加入。 这支技术过硬的团队，迅速把大疆的飞控技术推上了新的高度。到2009年，大疆的飞控系统已能在海拔4400米、6级大风的珠峰下完成近距离拍摄，技术实力站上了世界之巅。 汪涛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飞控技术再顶尖，也只是卖给几千个航模发烧友，市场太小，这不符合商业逻辑。 他要做的是“人人都能用、用得起、会飞的照相机”。恰好此时，新西兰的代理商反馈，客户对多旋翼无人机的需求远超直升机模型，汪涛敏锐地察觉到，只做飞控已经落后，多旋翼航拍才是真正的入口。 可就在这时，对手已抢占先机，2010年，法国公司Parrot发布了全球首款消费级航拍无人机AR.Drone，用App就能操控，一键起飞，价格也亲民，迅速火爆欧美。 虽然Parrot的体验差得一塌糊涂，飞几米就偏航甚至摔机，但它的出现着实让大疆出了一身冷汗。 汪涛别无选择，只能破釜沉舟：放弃直升机业务，全面转向多旋翼，并且从只做飞控，升级为提供完整的成品整机。这意味着，团队几乎要从零开始。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大疆用一台“精灵”无人机，不仅打破了国外的行业标准，还亲手制定了属于自己的规则。 随着大疆日益强大，大洋彼岸的警惕也随之而来。2017年起，一场系统性的打击拉开序幕：美国陆军以“网络安全隐患”为由禁用，内政部叫停所有中国造无人机；商务部将其列入“实体清单”；国防部甚至给它扣上“中国军队旗下公司”的帽子。 美国封锁的理由无非两个，表面上的理由是“安全问题”，担忧大疆无人机收集情报；但拨开这层迷雾，更现实的原因恐怕是“抢饭碗”的游戏——美国本土无人机产业起步太晚，市场份额被大疆远远甩开，只能借助行政力量打压，试图扶持本国企业。 但这长达八年的制裁，非但没能击垮大疆，反而激发了它惊人的韧性。大疆一边加大自主研发，拿出自己的芯片和操作系统，摆脱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一边积极开拓欧洲、亚洲、非洲市场，用物美价廉的产品迅速弥补了损失。即便在多年的围剿之下，到2023年，大疆依旧占据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70%以上的份额。 未来，在中美科技战持续、各国对手紧追的背景下，大疆还将面临更多挑战。但它过往的表现已经证明，这家公司总有办法解决麻烦。它将如何继续它的“可怕”征程，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