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得知南京大屠杀后，毛主席和蒋介石都作何反应？ “城里急电：南京不但陷了，屠杀正在进行！”——1937年12月15日下午，延安枣园的窑洞里，警卫员推门而入，声音有些发抖。毛主席缓缓放下手中的报纸，眉头紧锁，沉默良久，只说了四个字：“我早预料。”那一刻，炉火还在噼啪作响，空气却像被冻住。 回溯到一个月前，毛主席已连续六次向国民政府转电，提醒南京必须组织城防、疏散平民。电报字数不多，核心只有一句：“日军若破江防，南京恐成血海。”可惜密码电发出后便石沉大海。蒋介石更忙着在江西丰城检阅中央军，顺带思考首都迁往内陆的路线。他身边的顾问事后回忆：“委员长那时最大担忧是保住中央军主力，不是南京城。” 延安方面并未就此罢手。《解放日报》《新中华报》专门开辟“南京危急”专栏，刊文呼吁华中的工人、学生就地组织火线救护、巷战培训。有人质疑：“红区居然替南京操心？”毛主席批示：“同胞一体，谁还能袖手？”但作者的署名常用笔名，原因很简单——防止南京宣传当局直接下令查封报纸。 蒋介石这边的态度则显得复杂。1937年12月7日，他在庐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口头强调“首都决不能轻弃”，转身却给作战部长口授一道命令：“中央军主力及重炮两昼夜内全部南撤至镇江以西。”为掩人耳目，蒋还安排唐生智率十几万新兵留守。唐生智在会上拍着桌子说：“我愿与南京共存亡！”会下却暗自整理行李。城防工事挖了一半，钢轨还没来得及布设，日军第十军的渡江计划已进入倒计时。 12月12日夜，南京城弥漫焦土味。空袭警报连成一片，城头炮火映红长江水。唐生智见大势已去，凌晨三点向军委会发加密电：“后路已绝，部队散乱，拟突围。”蒋介石只回了两个字：“自决。”随后启程飞往汉口，留下“象征抵抗”的空壳。凌晨六点，唐生智换便装，从下关乘一艘小汽艇顺江溜走。守军群龙无首，乱作一团。 屠杀开始的消息从外国记者的电台里断断续续传出。15日清晨，延安接到最初的情报：城内军民死伤逾十万。毛主席听完汇报，沉默点燃香烟。周恩来轻声问：“要不要立刻对外公布？”毛主席吐出烟雾：“必须公布，让全中国、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兵是怎样的魔鬼。”当天，《陷落后南京景象》油印一万份，沿各条交通线撒向西北、华北各地。延安广播电台整夜播报，被不少老百姓称为“黑夜里的号角”。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武汉梅家山官邸开会。秘书呈上国际红十字会驻南京人员的电报，他看后沉默片刻，随即批示外交部：“照会美国、英国，强调日本违反国际公约，要求对方发表联合谴责声明。”有人劝他顺势揭露细节，他摆摆手：“不要说太透，别伤了军心。”外电报道的三十万遇难者数字，在国民政府的公告里被缩写成“重大伤亡”。几位青年记者想深入调查，被新闻检查处以“动摇军心”之名驳回。 有意思的是，南京惨案曝光后，美国《时代》杂志罕见地引用中共电台数据作为综合参考；而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数字，反而排在最后。蒋介石对这一“尴尬排名”颇为恼火，却又无可奈何。华北战局吃紧，他急需美国贷款扩充空军，舆论压力只能暂时忍下。 毛主席并未止步于揭露。12月底，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发起募捐、慰问和纪念活动。晋察冀边区的农民自发送来成麻袋的小米，说是“给前线拼刺刀的弟兄”，虽然分量有限，却点燃了边区的抗战热情。毛主席在回信里写道：“凡我同胞，均有一颗不愿做亡国奴的心。”这句话此后被地方剧团编进鼓词，沿黄河两岸唱了整个冬季。 蒋介石在武汉同样召开了所谓“告全国同胞书”发布会。稿子由宋美龄亲笔润色，用词感情充沛：“血洗南京，国人当共赴国难。”然而宣读完毕，他立即找参谋长商量：下一次会战是在徐州还是襄河？对外悲壮，对内焦虑，这大概是蒋介石当时矛盾心理的最真实写照。 进入1938年春，南京大屠杀的细节逐步扩散。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抗战，以美国为首的外援谈判加速推进；而中共在民间威望骤增，“延安方向真正替老百姓说话”的评价不胫而走。研究战争心理的人指出：同样面对国难，一个选择遮掩，一个选择揭露，结果不言自明。 有人问毛主席：“您当初要是执政，南京还能守住吗？”他摇头：“光靠一座城挡不住侵略，只有全国动员才有胜算。”这并非客套，而是他多年鼓吹全民抗战的真实思路。蒋介石后来也逐渐接受了这个逻辑，却已付出极大代价。 遗憾的是，三十万冤魂终究无法复生。南京的焦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沉痛的一页。毛主席的公开揭露，蒋介石的外交谴责，两人同为中国人，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时间走过一个甲子，再度翻阅那段史料，我们仍能感受到血与火的温度，也能读懂抉择背后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