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提议：“将贪官全部财产划入养老储备基金，以减少年轻人的压力！” 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2.9亿，每5个人里就有一个老人，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往上蹿，年轻人的缴费压力可想而知。 先给大家算笔账，咱们国家60岁以上老人超过2.9亿，相当于两个日本的总人口，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长，养老金的钱从哪儿来？主要靠在职年轻人缴费。 可现在的情况是，缴费的人越来越少，领钱的人越来越多，就像一个漏水的蓄水池，进水口越来越细，出水口却越来越粗。 2019年社保基金表面上结余5854亿，但把财政补贴去掉，实际已经连续七年收不抵支。更严峻的是，未来5到10年预计会出现8到10万亿的缺口，这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全国人民每人要多掏7000块，年轻人本来就背着房贷车贷，再加上养老金缴费，压力可想而知。 戴相龙提出这个建议，其实是看到了养老金缺口的紧迫性，他算过一笔账：贪官们动辄贪污几千万、几个亿，如果能把这些非法所得集中起来，哪怕只拿出一部分，也能暂时缓解养老金的燃眉之急，这种“劫富济贫”的思路，本质上是希望通过资源再分配，让社会财富回归到更需要的地方。 这个提议听起来解气，但实际操作起来可不是那么简单，首先得解决法律问题，咱们国家法律规定，贪污受贿的财产要依法没收，上缴国库，但国库的钱怎么用，得经过财政预算程序，不是说想划到哪儿就划到哪儿。 有人可能会问，能不能修改法律，专门设立一个“贪官财产养老基金”？理论上是可以的，但立法程序复杂，需要经过人大审议、公众讨论等多个环节，短时间内很难实现。 而且，法律修改后还得考虑执行层面的问题，贪官们往往会把财产转移到海外，或者藏在各种隐蔽的地方，追缴难度极大。 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刑事涉财产案件的执行到位率普遍不高，尤其是贪污贿赂案件，虽然部分案件因为查控及时能追回一些，但整体来看，真正能追缴回来的赃款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就算钱追回来了，怎么保证这些钱不被挪用？养老金的管理本来就存在透明度不高的问题，要是再加上一笔来路特殊的资金，很容易引发公众质疑。 俄罗斯倒是有类似的做法，他们通过立法把贪官财产划入养老基金，未来6年预计能充入18亿卢布，但俄罗斯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这种做法需要严格的监管机制，否则很容易变成“唐僧肉”，被各种利益集团盯上。 把贪官财产划入养老金，只能算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金缺口，还得靠制度改革。戴相龙自己也提到，要完善养老金三大支柱。 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支柱负担过重，第二、第三支柱发展滞后。 咱们国家的养老金体系就像一个三条腿的凳子，第一条腿特别粗，承担了80%的重量，另外两条腿却细得可怜，未来应该让三条腿均衡发展，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第三支柱，举个例子，美国的个人退休账户（IRA）就很成熟，个人可以自主选择投资产品，政府给予税收优惠。咱们国家也在试点个人养老金制度，但参与人数和规模都还很小。 除了完善制度，还得想办法让养老金增值，现在咱们的养老金大部分存在银行或者买国债，收益率很低，其实可以借鉴社保基金的投资经验，适当增加股票、基金等权益类资产的配置，社保基金过去15年平均年化收益率超过8%，如果养老金也能达到这个水平，缺口问题就能大大缓解。 贪官财产充养老金这个提议，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关注，其实反映了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诉求。贪官们利用职权侵占国家财产，本来就应该受到严惩，把他们的非法所得用于民生，既能彰显法律的威严，又能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正义的力量。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做法不能替代制度建设，就像医生治病，不能只靠止痛片，还得找到病根，养老金缺口的根源在于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结构转型，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