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冬天，北京菜市口，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挂在杆上，风吹日晒，乌鸦盘旋，路人绕道而行。没有人敢多看一眼。这颗人头，就这么挂了十年。从雍正三年一直到乾隆元年。这不是普通犯人的尸首，而是汪景祺。 汪景祺，何许人也？他出生在浙江钱塘一个还算不错的家庭，父亲是户部侍郎汪霖 ，大哥汪见祺担任礼部主事，他自己年少时勤奋好学，还热衷于行侠仗义，性格狂放不羁。康熙五十二年，他考中了举人，可谁能想到，这竟成了他仕途上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之后的日子里，他一直没能得到重用，空有一身才华，却无处施展。 直到雍正二年，命运似乎给了他一丝转机。当时，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权势滔天，汪景祺听闻年羹尧爱才，便写了封信毛遂自荐，没想到年羹尧还真欣赏他，把他招进了幕府。汪景祺那叫一个兴奋，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于是不辞万里，骑着毛驴就踏上了西征之路。一路上，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写成了诗歌文章，最后整理成了《读书堂西征随笔》。 在这本随笔里，汪景祺那可真是畅所欲言。他写了一篇《功臣不可为》，开头就说“鸟尽弓藏，古今同慨” ，接着列举了历代功臣被君主猜忌，一步步走向死亡的例子，这可犯了雍正的大忌。你想啊，雍正刚坐稳皇位，最忌讳的就是有人质疑他对功臣的态度，汪景祺这么写，不就像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 还有那首“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的诗，虽说这诗可能不是他写的，只是他记述别人的作品，但因为出现在他的文集里，雍正就认定是他在讥讽康熙皇帝，这可是大逆不道的罪名。再加上他在书中对年羹尧极尽吹捧之能事，称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这在年羹尧倒台后，更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雍正三年下半年，年羹尧蒙罪被抄家，浙江巡抚福敏等人从屋后的废货堆中找到了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并呈递给了雍正。雍正一看，顿时火冒三丈，在书上批示“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同年十二月，汪景祺就被下令斩首枭示，头颅悬挂在菜市口，他的妻子、儿子被遣送到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兄弟亲侄皆发往宁古塔充军，五服以内的族人，现任、候任、候补的一律革职，交由地方官管束，不许出境。 这颗头颅就这么在菜市口挂了十年，成了当时京城百姓心中的一道阴影。每天来来往往的人，看到那悬挂的头颅，都不禁胆战心惊，也让更多的人明白了在那个封建王朝，文字狱的可怕，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连累家人。 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刚刚继位，左都御史孙国玺奏请将悬挂于菜市口的汪景祺头颅“掣杆掩埋”，理由是京师为首善之区，列数枯骨于中途有碍观瞻。乾隆早就知道这件事，只是雍正刚去世，他也不想太过高调地去纠正前朝的弊政，正好大臣提出了这个建议，他就顺着台阶下，立即批准“照所请行” ，还赦免了被发遣边外的汪景祺亲属。汪景祺一案，至此才算画上了一个句号，可它留给后人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它让我们看到了封建帝王的权威不容挑战，也看到了在那个时代，文人的无奈与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