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新婚夜，17岁的徐悲鸿厌恶地看着新娘，随即吹灭蜡烛将她扑倒。儿子出生后，徐悲鸿给他取了个晦气的名字。可当他发现儿子居然有绘画天赋时，他后悔不已。 红烛的光晕在喜房里明明灭灭，蒋棠珍坐在床沿，凤冠霞帔压得她脖颈发酸。盖头被掀开的瞬间，她看见徐悲鸿眼里的冰冷，像寒冬里结了冰的秦淮河。这位刚从宜兴乡下被家里逼回来成亲的少年，怀里还揣着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报名表，领口沾着赶路时的尘土。 “我不会认这门亲。”徐悲鸿的声音砸在红绸被褥上，惊飞了帐檐上的流苏。蒋棠珍捏着衣角的手渗出细汗，她是当地富商的女儿，读过私塾，会画几笔兰草，原本以为嫁给名声在外的“小画师”是福气，却没料到对方心里只有远方的画布。 那夜之后，徐悲鸿把自己关在西厢房，白天对着石膏像写生，晚上就着油灯读外文画册。蒋棠珍端去的饭菜常常凉透，她不敢敲门，只在窗台上放一小碟他爱吃的桂花糖。有次撞见他对着一幅《奔马图》落泪，她才知道，这个看似冷漠的少年，心里藏着对艺术的滚烫执念。 儿子出生那天，宜兴下了场大雪。徐悲鸿被母亲硬拽到产房外，听见婴儿啼哭时，他正用炭笔在墙上画速写。“取个名字吧。”母亲抱着襁褓催他，他头也没抬：“就叫劫生。”劫难的劫，生下来的生。蒋棠珍在月子里听见这名字，背过身悄悄抹泪，她知道，这孩子从一开始，就是他眼里的“劫难”。 劫生三岁那年，徐悲鸿终于挣脱家庭束缚，带着仅有的盘缠去了巴黎。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家是牢笼，唯有艺术能让我自由。”蒋棠珍把信读了又读，最后工工整整抄在本子上，旁边画了个小小的、没有脸的男人背影。 留在宜兴的劫生，像株没人管的野草。他不爱读书，总蹲在灶台边用炭条在墙上画小鸡，画得歪歪扭扭，却透着股机灵劲儿。有次蒋棠珍看见他把家里的青花瓷瓶画在纸上，瓶身上的缠枝莲纹竟分毫不差，突然想起徐悲鸿临走前落在抽屉里的画稿——那上面的线条，和儿子的笔触惊人地相似。 1927年徐悲鸿回国，已是享誉画坛的大师。他在南京举办画展，蒋棠珍带着劫生去看，少年挤在人群里，盯着《愚公移山》里的人物，手指在裤缝上偷偷临摹。徐悲鸿在应酬的间隙瞥见这一幕，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 “这孩子，会画画？”他问蒋棠珍，语气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急切。当晚，他把劫生叫到书房，递给他一支狼毫。看着少年笔下流淌出的骏马，徐悲鸿突然红了眼眶——那线条、那神韵，分明是自己血脉里的东西。他想起那个“劫生”的名字，像打了自己一记耳光。 后来的日子，徐悲鸿想弥补。他把劫生接到身边教画，给他改名叫“徐伯阳”，带他去敦煌临摹壁画。可隔阂早已生根，伯阳对着父亲时总是拘谨，画里的马再飞扬，眼神里也带着怯懦。蒋棠珍看在眼里，轻声劝：“他心里，还记着你当年叫他‘劫生’。” 徐悲鸿的画里从此多了个少年身影。《会师东京》里那个扛着画笔的年轻人，《放下你的鞭子》里凝视舞台的观众，都藏着伯阳的轮廓。他在晚年回忆录里写道：“我一生画过无数奔马，却画不出对家人的亏欠。” 1953年徐悲鸿病逝，伯阳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一个上了锁的木盒。里面没有珍贵画稿，只有一张泛黄的纸，上面是父亲早年的字迹：“棠珍吾妻，劫生吾儿，待我功成名就，必当归来……”墨迹洇开的地方，像一滴凝固的泪。 蒋棠珍活到九十岁，临终前把伯阳叫到床前，给了他那本抄满信的本子。最后一页是空的，只有一行小字：“他心里的苦，比画里的马跑得还远。” 艺术与亲情的撕扯，在徐悲鸿的人生里从未停歇。他用画笔劈开了时代的壁垒，却没能跨过家庭的鸿沟。或许每个追逐理想的灵魂，都带着对现实的亏欠，只是这亏欠，往往要用一生去偿还。 信息来源：《徐悲鸿传》《蒋碧薇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