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婴在诊所离世，父母获赔88万，结果律师拿走55万代理费！父母：“我文化水平低，事后才意识到代理律师骗了我！代理律师：双方确定了，但对方反悔！法律人士：收费比例达62.5%，远超合理范围！
据7月17日报道，一个六个月大的男婴没了，留下了一串数字。赔偿金总共88.8万元，律师拿走了55.5万元，真正到这个家庭手里的只有33.3万元。这笔占了赔偿金六成还多的律师费，让原本的维权成了一个笑话，一个比悲剧本身更让人看不懂的故事。
这笔钱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律师邓某有他的说法。他觉得自己不光没错反而有大功。他说自己接手这案子的时候，尸检报告写得明明白白，医院只是“次要责任”。在行内“次要责任”能赔多少是有个谱的，大概在16%到44%之间。医院一开始也就认这么多。但邓某说是他把这个结果给硬生生“扭转”了过来。
他声称最后拿到的88.8万，几乎是按“主要责任”的标准赔的，这完全是他专业能力的体现。所以他拿55.5万，不是乱收费，而是他创造了巨大价值后，双方早就说好的一笔回报。他的逻辑很简单：没有我，连那33万都没有。
听起来这好像是一场高难度的法律操作，收费高点似乎也正常。可问题是这个所谓的“双方说好”，过程并不简单。那份关键的《委托合同》，是2024年5月才签的。但合同上打印的日期，却是2023年12月。为什么要倒签日期？
懂行的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为了制造一种费用早就谈妥的假象。等赔偿款快到账了，家属急着拿钱，这时候补签一份文件，基本不会细看。在这份律师合同之前，还有个更要命的东西。韦先生最先接触的，根本不是律师事务所，而是另一家公司，并跟它签了份《咨询合同》。
这份合同里的条款才真是吓人。里面写着案子拿到的赔偿，超过23万以上的部分，全部归这家科技公司。这个设计就是为了绕开一个规定。国家规定人身伤害赔偿这种案子，律师风险代理收费的上限是18%。
用一个“科技公司”的壳来签合同，就把这个规定给废了。先用咨询合同锁定大部分利润，再由律所出面走个法律流程。现在再来看父亲韦先生的经历，就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在找到邓某之前，韦先生自己折腾了两年，为了孩子的事告一家诊所，最后只拿到两万块钱。这段经历让他觉得自己特别无助。
所以当邓某主动找上门，说“前期不收钱”的时候，他感觉抓到了救命稻草。他没想过这种无条件的信任，会把他带进另一个坑里。整个维权过程韦先生基本是个局外人。跟医院进行关键调解的时候，律师告诉医调委，说家属来不了。赔多少钱，怎么谈的，韦先生夫妇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赔偿款直接打进了律师控制的账户。事后韦先生被叫去签了一堆文件，里面还有空白的承诺书。他当时脑子是懵的，让签什么就签什么。律师最后给了他33.3万元。他一直不知道总额到底是多少，直到自己心里实在不踏实，跑到银行去打了那张卡的流水。
他在银行柜台拿到那张纸，第一次看到“888，000”这个数字时，整个人都懵了。之前律师嘴里所有的“功劳”，在那一刻都变了味。他感觉自己失去孩子的痛苦，成了别人的一门生意。这事被捅到网上，评论也分成了两派。
一派人说：“没律师他只能拿两万，现在到手三十多万，不错了，别过河拆桥。”他们觉得，签了合同就得认，这是规矩。另一派人骂得很难听，说这就是“趁人之危”，专挑弱者下口。他们认为律师利用了信息不对称和家属的悲痛，这已经不是服务，而是啃食。法律不该是这个样子。
这两种声音吵得不可开交。与此同时现实里的进展却很慢。韦先生向广州律协投诉了，律协也立了案，但之后就没了下文。那个邓某律师，已经从原来的律所走了，跳槽去了新地方。原来的律所赶紧撇清关系，说这是他个人行为。整个监管和惩罚的链条，在这里好像断了一样。
这件事从头到尾暴露出的问题，已经不只是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了。它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当一个普通人走投无路，寻求专业帮助时，这张“门票”本身，会不会成为另一个陷阱。当正义明码标价，而且价格高到离谱的时候，它还是不是原来的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