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于凤至胸前严重溃烂，抛下丈夫张学良赴美治病。她憔悴走下飞机，正茫茫然。谁知，一老外冲过来一把抱住她，亲了一口，道：“你终于到了！” 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在1940年春天的旧金山国际机场，一名身着灰色风衣的中年男子冲破人群，突然一把抱住了刚刚踏上美国土地的于凤至，男子动作急促，神情激动，紧接着吻上了于凤至的脸颊。 于凤至并未作出任何回应，只是站在原地没有挣扎，病痛并未因为抵达新大陆而减轻分毫，此时的于凤至，胸前伤口已经化脓溃烂，纱布早已无法遮住不断渗出的血水。 站在机场的光亮下，于凤至无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了不得不拼命一搏的时刻，眼前的这个男子名叫亨利·戈尔曼，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的外科主任，也是北美少数几个在乳腺外科领域取得显著成果的专家之一。 他曾在欧洲战地医院工作多年，熟悉处理各种复杂创伤，他此次现身旧金山是接到一位来自中国的军事要员私人电报，请求为一位重要病患提供最先进的医疗救治。 张学良在得知国内医生束手无策之后，第一时间动用私人关系，请求美国方面秘密协助，他安排了于凤至的机票，也安排了接应路线和治疗方案。 张学良的电报中，只用了极简的几个字说明病情，却附上了于凤至的详细医疗记录，亨利·戈尔曼没有犹豫，直接动身前往旧金山。 在赴美之前的两个月里，于凤至的病情快速恶化，左侧乳腺大范围溃烂，皮肤组织坏死，发热、出血、剧痛伴随日夜。 中方医师曾尝试保守处理，开刀也被认为风险极高，因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无法确保清创后的感染控制，张学良多次召集医师会诊，均未得出有效方案。 在最后一次商讨中，张学良要求立即安排赴美治疗，在送别前一晚，张学良长时间陪在于凤至身边，说了很多安排上的细节，也强调了赴美之后会有人负责一切。 张学良没有流露悲观情绪，但于凤至明白张学良这是在做最后的告别，即便如此，于凤至没有选择退缩，答应了前往美国的建议。 当时的美国并未对华全面开放医疗渠道，于凤至此行被安排为“私人健康考察”，入境后由戈尔曼安排秘密住院。 手术当天，于凤至在没有家属陪同的情况下进入手术室，戈尔曼亲自主刀，手术持续七个小时，清除了坏死组织，进行部分切除，并实施一期缝合。 当晚，戈尔曼在医疗记录上写下“病人生命体征稳定，手术顺利”，术后一个月，于凤至转至疗养中心，恢复期漫长，孤独和未知成了每日必须面对的现实。 就在这段时间，于凤至决定，不再等待，也不再依赖任何人，于凤至开始接触当地的房产经纪人，在洛杉矶购置了第一处住宅。 之后两年内，于凤至先后投资旅馆、连锁便利店以及建筑材料贸易，逐渐形成稳定的现金流，由于战时美国对华人政策限制颇多，于凤至采用代理人制度，所有公司均由美籍华人代为运营。 于凤至不露面，只负责资金与策略，三年之内，于凤至的企业已覆盖加州和内华达州的多个城市，战争期间物资紧缺，建筑材料价格飞涨，于凤至抓住时机，将主力转向建材批发，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商业根基。 就在事业初具规模的第五年，一纸从重庆寄来的信件送达，于凤至坐在办公桌前拆开信封，看到张学良的亲笔签名。 那是一份正式的离婚协议，附有一份委托律师文件，简洁明了，没有任何感情的措辞，于凤至没有犹豫，立即签字，将信寄回原地址。 事实上，张学良此时已经与赵一荻共同生活多年，赵一荻自1930年代起便追随张学良，在其被软禁后更是长期照顾，张学良对赵一荻的感情早已超越婚姻之外的形式。 张学良并未公开再婚，但所有人都知道赵一荻已是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赵一荻为张学良操持生活，陪伴左右，成为其后半生最亲近之人。 张学良在数十年的软禁生活中始终没有再见于凤至一面，即便在晚年写下数封书信提及愧疚，但都未寄出，张学良对外仅提一次：“于凤至是我最对不起的人。” 除此之外，所有过往均未再提，而于凤至在签署离婚协议之后，再无任何与张学良的联络，于凤至将两人过去的书信、照片全部打包封存，从未毁弃，但也再未翻阅。 之后数十年，于凤至专注于商业扩张，将资产转为控股股份，引入美籍律师团队管理各公司，于凤至的公司在1950年代进入高峰期，跻身南加州前二十名家族企业。 于凤至终生未再婚，晚年时期，于凤至多次拒绝社会名流的邀请，也未参加任何公开活动，每年五月，于凤至独自前往加州圣塔莫尼卡公墓，为自己与张学良各预留一块墓地。 虽然最终张学良并未赴美，两人的墓地也未并列，但于凤至仍在每次前往时默默站立许久，从不带花，也不说话。 1970年代，于凤至在洛杉矶去世，享年七十八岁，遗嘱中明确表示将其部分公司股权转赠当地华人医疗救助基金，其余财产交由律师处置，不设任何纪念活动。 （主要信源：齐鲁壹点——于凤至苦等张学良50年：生前买豪宅临终留空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