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入党，可谓一波三折。 说起朱德，人们想到的是“人民的光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是共和国元帅，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但很少人知道，他想入党这件事，竟然走了足足十一年，从1922年第一次找党组织，到1933年正式拿到党证。 1922年，朱德33岁。当时他已经是滇军的少将旅长，手里有兵有权，在那个战乱年代算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可他并不以此为荣。经历了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之后，他开始动摇了——这不是他想要的路。他想要的，是救国救民，是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那年夏天，朱德专程从昆明北上，到了北京。目的只有一个：找李大钊，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去得不巧，李大钊刚去了南方。朱德没死心，又辗转去了上海，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接待了他。朱德在谈话中表达得非常直接——我想入党，愿意抛弃官位、前途，投身革命。 陈独秀是被感动了，但还是没马上答应。原因也现实：入党不是说来就来，还需要有人介绍，要了解、考察，还要理论学习。于是，陈独秀递给他几本书，《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还有自己写的文章，让他回去看、慢慢体会。 朱德没有怨，也没有灰心。对他来说，这反而是一种激励。他觉得光靠激情不行，真正的革命者，要有头脑、有知识、有理论支撑。 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欧洲留学。这一去，是为了从源头理解马克思主义。1922年10月，他来到德国柏林。这一次，他终于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人——周恩来。 两人一见如故。周恩来很快就看出来，朱德不是普通的军人。他有理想、有觉悟、有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朱德是真的想明白了。他不是在找一个新的靠山，而是想彻底投入到革命中来。 周恩来答应为他做入党介绍人。随后又找到了在旅欧支部的张申府，两人共同为朱德作了推荐。张申府专门向党中央做了汇报，陈独秀当时担任总书记，最终拍板同意。 这一年，朱德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但党证却迟迟没有拿到手。一直到1933年，他才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张党证。当时的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组织分散，资料转移、人员联系都极为困难。能有一个明确的身份，本身就是极不容易的事情。 朱德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他更关心的是实际行动。他不是那种只靠一纸证明来确定身份的人，而是把信仰落实到一枪一弹里，把入党誓言写进战场上。 1927年南昌起义，是朱德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当时，形势极其复杂，白色恐怖席卷全国，共产党人面临生死存亡。朱德佩着一把驳壳枪，日夜奔走，协调各方，做情报，做策应。 南昌起义当天，他和周恩来、贺龙等人一起亲自部署，一起冲锋。他不是在指挥部发号施令的人，而是直接带兵上阵的人。教育团冲出去的那一刻，朱德也跟着冲上去了。他的驳壳枪，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武装起义。 起义胜利后，朱德把这把枪收了起来，亲手刻上“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十个字。 1935年，红军长征。朱德已经是红军的总司令。别的高级将领可能会保留一些生活上的“待遇”，但朱德什么都不要。他只有一样东西特别在意——一架望远镜。 这架望远镜不是自己买的，是手下的李井泉主动献出来的。李井泉当时是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科长，知道总司令需要看清楚敌情。朱德拿到手，爱不释手。他说这东西小、轻、好用。 后来的战斗中，这架望远镜跟着朱德走过了无数地方：绥靖、噶曲河、金川……都是穷山恶水，但朱德照样前线观察，亲自判断形势。他从不盲目依赖下级报告，总是要自己看清楚再决定。 抗战爆发后，朱德是八路军总指挥。这望远镜还挂在他胸前，在太行山、冀中平原、平型关等地的战斗中，它成了他了解战局的“眼睛”。 望远镜虽小，却是一个军人责任感的象征。他看得远，也看得深。他不是临阵磨枪的指挥官，而是从草地走出来，靠双脚丈量过中国大地的实干家。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并没有躲在中南海。他跑到各地去看，特别关心工业建设。1952年和1953年，他两次去鞍钢，重点看的，是无缝钢管。 为什么这么关注钢管？朱德有一番肺腑之言。他说，当年我们革命，都是拿红缨枪和大刀拼命，枪炮全靠缴获敌人的。现在有了新中国，难道还靠抢敌人的枪？不行，我们自己要有钢铁，造出自己的武器，守护自己的国家。 他直接跑到一线去看，去问，跟工人握手，说“谢谢你们”。一句“谢谢你们”，背后是老一辈革命家对人民深沉的感激。他们知道，是老百姓给了革命胜利的土壤，也是工人给了国家起飞的力量。 1953年年底，鞍钢生产出了第一根无缝钢管。意义重大，朱德特意嘱咐相关人员：“这不是普通的产品，这是一个国家的骨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