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时代，民生问题基本上已经完善了，花极少的钱、没有钱子女也能上学，全国扫盲，教育公平，各大队有小学初中，大的大队甚至有高中，就是没有的也在不远的地方上学，再小的孩子从来没有家长接送。 1950年的中国刚从战火中走出，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眼前：全国80%的人不识字，农村这个比例更是超过90%。走在乡间，随便问个农民，十个里有九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出来。 那年冬天，云南怒江边的傈僳族村子里发生了件新鲜事，村民们干完活回家，不再围着火塘闲聊，而是拿起木炭在石板上练字。没有纸笔，石板就是练习本；没有教室，晒谷场就成了课堂。 工作队教的第一个词是"共产党"，第二个是"毛主席"，村民阿普学会写自己名字那天，激动得一夜没睡，逢人就说："我不是睁眼瞎了！" 这种被叫做"冬学"的扫盲班很快传开，到1950年底，仅云南一省就有20多万人参加。更有意思的是，工作队不光教汉字，还帮少数民族创制简易的民族文字课本。 西双版纳有个傣族老人叫岩温，以前记账全靠打结绳，一根绳子打几个结代表借了几块钱，学会写字后，他第一次写了张借条，拿在手里看了又看："这下再不怕被人糊弄了。" 1952年，北京军区有个文化教员叫祁建华，琢磨出一套"速成识字法"，这方法用注音符号帮忙，让战士们一个月就能认1500个字。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都想学这招。 山西大寨的陈永贵听说后，立马在村里推广，白天修梯田，晚上点着煤油灯识字。他们把生字写在纸条上，贴在锄头、镰刀上，干活时顺便认字。 村里的郭凤莲说起当年的事还记得清楚："那时候谁不识字，连记工分都得求人，太丢脸了。"到1956年，大寨80%的青壮年都脱盲了。 没有教室怎么办？老百姓自有办法，河北遵化的沙石峪村，村民们搬石头垒教室，用木板搭在石头上当课桌，石灰块当粉笔用。 村支书张贵顺那时候常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咱这代吃了没文化的亏，不能让娃娃们再走老路。" 更让人意外的是，那时候上学几乎不花钱，河南兰考有个老农叫徐大爷，家里六个孩子，从小学读到初中，一分钱学费都没交过。孩子们每天背着干粮走十里路上学，风雨无阻。 徐大爷后来回忆："那会儿虽然苦，但心里踏实，知道孩子有出路。" 江西井冈山有个妇女叫王桂花，18岁才第一次摸到课本，她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挨家挨户教妇女识字。凭着一股倔劲，不仅自己脱了盲，还当上了扫盲教员。 后来她儿子考上师范学校，成了村里第一个中专生，王桂花常跟人说："识字就像点了盏灯，心里亮堂了，走路都不怕摔跤。" 这样的故事在全国各地都在发生。工厂车间里，工人们在机器旁贴上生字卡片；田间地头，农民们见啥教啥字，看到锄头教"锄"，见到牛教"牛"。 有个有趣的现象：那时候谁要是不识字，自己都觉得抬不起头，村里开会时，能念通知的人特别受尊敬，不识字的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种"不服输"的劲头推动着扫盲运动快速发展，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国文盲率已经降到52%。短短十几年，上亿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更重要的是，这些新识字的人真的用上了知识，他们开始看报纸，会写信，懂得科学种田，有人还当上了会计、教师。 一位当年的扫盲教员回忆："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是看到学员第一次用自己写的字记账，那种自豪劲儿，比自己中了状元还高兴。" 农村的变化最明显。以前村里的账目全靠村长一个人记，现在好多人都能帮忙，写借条、算工分、记收支，样样不求人。 当时还有个现象：识字的人特别爱显摆，村口贴个通知，围着看的人里，识字的总要大声念出来，让大家都听见。不识字的人听完，回家就催自家孩子："你看人家多有本事，咱也得学。" 这场扫盲运动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多少数字和成就，而在于它改变了普通人对自己的认知。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突然发现，原来自己也能读书看报，也能用笔记录想法，这种心理变化是巨大的。 从边疆村寨到中原大地，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整个国家都憋着一口气要改变现状，这种精神，也许正是那个年代最珍贵的财富。 回看这段历史，让人感慨的是那份朴素的信念：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相信努力就有回报，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人们依然保持着向上的热情，这份精神力量至今仍值得学习。 信源： 云南网--扫除文盲 让人民睁开眼睛、《新中国教育史》、《中国扫盲教育五十年》、新华社 [凝视]k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