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大队副主任一眼瞅见孤零零躺在床上的马琳，又瞅瞅知青点没有其他人，开始占她便宜。 马琳，1940年代末生在青岛，家里就她一个闺女，父母都是教书匠，日子清贫但有点文化味儿。她从小身体不好，哮喘、感冒轮着来，瘦得跟纸片似的，脸白得像没晒过太阳。家里书架上摆满了书，她没事就爱翻翻古典小说，拿手指头划拉着书页，跟着故事走。父母盼她能上大学，可家里成分不好，被划成“黑五类”后代，1969年她只能背着行李，跟着知青的队伍去了山东的乡下。到了村里，她住知青点，干点喂鸡、收拾仓库的轻活儿，动作慢吞吞但不偷懒。村里人看她身子骨弱，多少有点怜惜，时不时送点吃的。 刘国良，1930年代生的，村里大队主任，皮肤黑得像老树皮，嗓门大，走路快。他家里兄弟多，他是老大，十六岁就扛起了家里的活儿，性子直，干活麻利。知青点归他管，他隔三差五骑辆破自行车，挨个检查宿舍，催大家多穿点衣服，别冻着。他背篓里常塞点自家种的南瓜或地瓜，分给身体差的知青，村里人都觉得他靠谱。副主任王某，四十多岁，矮胖，脸上一堆横肉，牙被烟熏得黄了吧唧。他管知青的分配，嘴上没个把门，眼神老往女知青身上瞟，村里人背地里骂他不是东西，可他有点背景，谁也不敢当面吱声。 1971年11月，马琳感冒发烧，一个人躺在知青点的木板床上，屋里没人，外面冷风呼呼地刮。其他知青都下地干活去了，院子里静悄悄。副主任王某拎着一捆柴火推门进来，假装送东西，眼睛却四处瞄，见没人，脸上挂着笑。他走到床边，手伸向马琳的被子，嘴里嘀咕着些不三不四的话。马琳被惊醒，吓得缩到床角，抓起床头的裁布剪刀，尖叫着挥过去，刀尖差点划到王某的手。王某吓得摔了一跤，爬起来骂骂咧咧跑了。 马琳吓得手抖，剪刀掉地上，泪水哗哗往下流。她哭得嗓子都哑了，脑子里全是父母去世的影子，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她跌跌撞撞跑到储藏室，翻出一瓶农药，拧开盖子就往嘴里灌，呛得直咳嗽。大队主任刘国良正好来看她，推门见她举着瓶子，地上洒了绿色的药水。他冲过去拍掉瓶子，背着马琳就往卫生所跑。到了那儿，医生赶紧给她洗胃，折腾半天，总算保住了一条命。马琳醒来后还是哭着喊着不想活，刘国良守着她，找来村里的大姐看着，怕她再干傻事。 刘国良隔天就来看马琳，带点红糖或鸡蛋，村里大姐也常陪她聊天，慢慢地，马琳的眼神没那么空了。1973年，知青政策鼓励留在农村，刘国良和马琳结了婚，婚礼简单，村里人送了点米面，热热闹闹。他们生了个儿子，日子清贫但踏实。1975年，刘国良脚上长了疮，医生说要切掉大拇指，他怕干不了活，硬拖着，用草药敷。没几个月，病恶化了，双腿膝盖以下没知觉，最后截肢。他觉得自己拖累了马琳，趁着知青回城的机会，逼她回了青岛。 马琳回了青岛，在玩具厂干活，缝布娃娃，手指常被针扎破。她把工资寄给刘国良，自己租了个小屋，夜里常睡不着。附近机械厂的孙刚，平时爱跟她搭话，1977年表了白。马琳说了自己的过去，以为他会退缩，孙刚却说愿意一起扛。他们结了婚，日子刚有点起色，孙刚在厂里被铁块砸伤了脚，落了残疾。马琳咬牙干活，推着板车卖水果。1980年，她家老房子拆迁，拿了钱后给孙刚装了假肢，开了个小店，卖点日用品，日子宽裕了点。 马琳把刘国良接到青岛的大医院，可他的病已经没救了，没多久就走了。她又把儿子和刘国良的爹接过来一起住。公公觉得自己不该待在儿媳家，执意要走，马琳哭着求他留下，说自己也是他的闺女。公公总算没走，一家人挤在一块儿，日子苦但有盼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