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邓稼先在临终前提出想要再去看一眼天安门，可当他乘坐的轿车驰过天安门时，他却突然向一旁的妻子问道：“30年后，国家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1986年7月的长安街蒸腾着暑气。 红旗轿车驶过金水桥时，邓稼先额头抵着冰凉车窗，玻璃外城楼的红漆鲜艳得刺眼。 他忽然攥住妻子枯瘦的手，输液管在腕间晃荡，“三十年后的娃娃们，可还记得起邓稼先？” 话音散在空调冷风里，许鹿希看见丈夫瞳孔映出两个长安街，一个浸满沙漠的星光，一个盛着此刻的骄阳。 她拉紧薄毯覆住他畸形的手掌，那食指缺失的骨节，是当年抢拾核爆数据时留下的烙印。 二十八年前离家那夜也是这般闷热。 四岁女儿酣睡中踹开薄被，邓稼先用石膏般的手指替她掖好被角。 庭院里停着吉普车，后座堆着计算纸遮住整箱奶粉。 许鹿希抱着襁褓中的儿子追到门廊，蝉鸣突然沉寂的刹那，车尾灯已消失在槐树夹道尽头。 罗布泊的沙暴常卷走图纸。 某次爆轰试验前夜，他趴在被风掀翻的帐篷里演算，手电筒光晕中钢笔尖挑破牛皮纸，墨迹蜿蜒似蘑菇云的初生轨迹。 隔壁帐篷钻出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两人就着沙粒啃压缩饼干，年轻人突然指向东南方，“邓老师，您说北京城的百姓，能梦见咱们吗？” 1985年病房里的杜鹃花开了三茬。 当组织终于允许公开“两弹元勋”姓名时，报纸头版的铅字油墨未干，邓稼先的脊椎已塌成沙漠里枯死的胡杨。 许鹿希推轮椅经过医院宣传栏，玻璃反光里映着泛黄的旧剪报，1950年归国邮轮上的青年意气风发，白衬衫口袋别着康奈尔校徽。 轿车驶离天安门广场的拐角，邓稼先颈后渗出腥黄的脓液。 许鹿希蘸酒精棉擦拭时触到硬块，皮肤下凸起的癌细胞如当年中子轰击的铀球。 他喘息着摸出贴身皮夹，塑封照片上四岁的女儿举着风车，那是离京前夜在西单商场拍的，相纸背面留着原子弹启爆倒计时的验算草稿。 四个月后八宝山告别厅内，覆盖党旗的骨灰盒轻得惊人。 许鹿希将两枚奖章塞进盒底时，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筒，那是丈夫最后清醒时偷偷藏的，里头卷着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的地表辐射胶片。 显影液定格的蘑菇云深处，留着他人生的全部剂量。 2016年国庆的晨曦漫过人民英雄纪念碑。 穿校服的少年踮脚把白菊搁在汉白玉基座，花瓣滑落处刻着“邓稼先”的凹痕。 不远处的国家博物馆，玻璃展柜里陈旧的胶片微微卷曲，辐射斑点在特殊光源下泛起幽蓝，像那年沙漠夜空的银河碎片。 少年的红领巾被晨风扬起，尾梢扫过纪念碑冰凉的石壁。 那温度恰似三十年前临终的科学家紧握车窗把手的掌心，冷的是合金，暖的是窗外漫山遍野，正为他亮起的人间星火。 主要信源：（中国科学院 ——《【科技日报】永远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