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新婚之夜，郭沫若见新娘子太丑而愤怒离去，拒绝洞房。就在他转身要走的时候，新娘拉住他的衣袖哀求道：求求你，跟我圆房吧。郭沫若看了妻子一眼，依然转身离开了。 1980年的一个秋日，四川乐山的一处老宅里，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妇人静静地合上了双眼。没有子女送终，没有亲人守候，甚至连邻居都不知道她曾经是谁的妻子。这个女人叫张琼华，是大文豪郭沫若的原配夫人。她用了整整六十八年的时间，等待着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要说起这段孽缘，还得从1911年说起。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关头，辛亥革命刚刚爆发，整个社会都在剧烈变化。郭沫若那时候还是个二十岁的青年，正在外地求学，接受的是最新式的西洋教育。他读过《天演论》，听过关于自由恋爱的新思想，心里早就对包办婚姻这套封建老规矩深恶痛绝。 可张琼华却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生在传统的大户人家，从小就被教导着＂三从四德＂的古训，走路要小步，说话要轻声，更要命的是，她还裹着小脚。那双被布条层层缠绕的脚，在传统人眼里是美的象征，可在郭沫若这样见过世面的新青年看来，简直就是封建愚昧的活标本。 两家的联姻说起来也是巧合。张琼华的父亲和郭沫若的叔母是远房亲戚，两家门当户对，又都是当地的书香门第。郭母特意去看过张琼华，见她举止端庄，相貌端正，心里很是满意。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张琼华确实是个不错的姑娘：知书达理，手脚勤快，最重要的是家世清白。 问题就出在郭沫若对这门亲事的要求上。他在给家里的信中明确写道，如果要他结婚，对方绝对不能是裹小脚的，而且必须接受过新式教育。这在当时可是很前卫的要求，因为大部分的大家闺秀都还是传统教育出来的。 郭母为了促成这门亲事，做了一个善意的决定——她在回信中告诉儿子，张琼华是＂大脚＂，而且＂上过新学堂＂。这个谎言在郭母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她想着等儿子回来成了亲，生米煮成熟饭，自然就什么都好说了。 1912年的春节刚过，郭沫若在家人的催促下回到了老家。正月十五这天，郭家张灯结彩，宾客满门，热热闹闹地办起了喜事。按照传统习俗，新娘子坐着花轿来到郭家，红盖头遮着脸，小心翼翼地从轿子里走出来。 就在张琼华下轿的那一刻，郭沫若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他看到了那双小得可怜的脚，三寸金莲在红绣鞋里显得格外刺眼。这一刻他明白了，母亲骗了他。 宾客散尽，夜色深沉。郭沫若带着满心的愤怒和失望走向新房。红烛高照的洞房里，张琼华怯生生地坐在床边，等待着这个决定她一生命运的时刻。 当郭沫若挑起那方红盖头的瞬间，他的心彻底凉了。眼前的女人不仅有着他最厌恶的缠足，连长相也平平无奇，特别是那个朝天的鼻子，在他眼里简直丑陋不堪。这一刻，所有的愤怒都爆发了出来。他想起母亲信中的欺骗，想起自己对未来妻子的期待，全都变成了泡影。 郭沫若二话不说，转身就要离开。张琼华看到丈夫要走，顿时慌了神。她明白今晚如果不能圆房，自己这辈子就真的完了。在那个年代，新婚之夜被丈夫嫌弃，是比死还要可怕的事情。她急忙拉住郭沫若的衣袖，眼泪流了满脸，声音颤抖着哀求道：＂求求你，跟我圆房吧。给我一个孩子你再走。＂ 可是郭沫若连头都没回，狠心地甩开了她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张琼华一个人坐在新房里，红烛照着她泪流满面的脸，那种绝望和屈辱，恐怕只有她自己才能体会。 听到动静的郭母赶紧过来，一把拉住了要往外走的儿子。在母亲的苦苦劝说下，郭沫若才极不情愿地回了新房。但即使人回来了，他也没给张琼华任何好脸色，甚至连话都不愿意说，只是穿着衣服躺在床上，背对着新娘子。 这个屈辱的新婚夜过去后，郭沫若的态度更加冷漠。仅仅过了五天，他就以要去日本留学为借口，收拾行李准备远走。张琼华以为丈夫只是在赌气，过段时间就会回来，却没想到这一走竟然是二十七年。 郭沫若走后，张琼华的日子过得如同守活寡一般。她没有丈夫的疼爱，没有孩子的陪伴，却要承担起照顾公婆的全部责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洗衣做饭，伺候老人起居，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她把郭沫若的书房保持得一尘不染，他用过的笔墨纸砚，读过的书籍，甚至得过的奖状，都被她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就像丈夫随时会回来一样。 张琼华鼓起勇气给丈夫写了一封信：＂来日本之事，千里迢迢，妻年轻妇女不便抛头露面，落别人议论，我夫脸面存于何地？＂她的话说得多么小心，生怕给丈夫添麻烦，可得到的回复却让她彻底心寒。 郭沫若收到信后，连单独回信都懒得写，只是在给弟弟的信中提到：＂八嫂来信已经收到，希望弟弟帮我传话，我无暇，不能另函，也无需另函，希望好好替我照顾好父母。＂这种冷漠得近乎残忍的态度，让张琼华彻底死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