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在经历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二人的一系列离谱的“奇妙”操作后，金兵几乎是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拿下了中原地区最大的城池——开封，而城内数千的宗室、上万的各类工匠和数十万的平民百姓，还有那动辄以巨亿计算金银财富都被金军掳掠一空，裹挟着悉数带回了北方的大本营。 靖康之变对宋朝中央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两任的国家元首和宰执中枢的所有高级官员尽数被俘获，国家最为精锐的武装力量也都四散溃逃。 偌大的北宋王朝顷刻间成了无政府的状态，整个国家机器停止运行并陷入了完全的瘫痪。流寇（这些流寇中大都是脱了一身官服的禁军）四起，哀鸿遍野，北宋末世的种种悲惨境况实在是无以言表。 直到靖康二年五月，唯一的“幸存者”康王赵构在元祐皇后册立下，在河南商丘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建炎，正式建立了南宋。但动乱的局势依旧没有多少发生改变。 由于之前的开封禁军已经尽数溃散，宋高宗赵构不得不在正式的“三衙”之外增设一个“御营司”，用来招兵买马。 同样的，因为之前东京开封府积累了上百年的财富都尽数被金军掳走，南宋小朝廷的财政预算严重不足，赵构又不得不采纳“主战派”李纲的建议，用“幕职官”（即州曹官）代替之前的曹掾官，以到达节省财政支出的问题。 高宗朝的这个“幕职官”并不是新的制度，而是比曹掾官更早的制度，所以史学界把这次赵构的改革官制称为“建炎复旧制”。 北宋初期的宋太祖、宋太宗时期皆是幕职官制度。只不过在随后继任的几代宋朝君主为了笼络文人士子之心，不仅将进士名额逐年增加，就连官职也是越来越多，到神宗朝时，“冗官”已经成了北宋朝廷的一大弊病之一，虽然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清理了一部分闲官，但是宋徽宗上台后也把废置的官职又都恢复了。 到了徽宗末期，“冗官”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许多时候不仅是一件事有多个部门分管，有事的时候，一堆人指挥，事情办成了就争先恐后的争夺功劳，而出了事后就互相推诿。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叫“奉祠官”，就是有官俸而无实际职务，一般是派退休的官员领着这个奉祠官去看管某个道观，以示皇帝对老臣的特殊关照。 虽然官职的滥发是皇帝笼络人心的一点手段，但南宋初期的处境实在是负担不起了，便又采用了“幕职官”。 而建炎元年恢复旧制，采用幕职官的具体操作是在宋朝剩下所控制的府、州、军、县中，把那些司户、节度、司理、观察、通判、录事、军事推官和司法参军等冗官闲职全部废置，改用旧有的判官和签判和推官处理州、府、县的政务（偏远的州府没有通判的由签判代理职务，没有签判的则以推官负责主持签厅公事，称为“签书推官厅公事”）。 在州一级的徽宗宣和年间增设的州正和司录事全部裁撤，参录事改为州曹官，徽宗朝增加的州县僚属的名额也削减到旧有的数量上。 在县一级的官员上按照州县之户口等级安置县官官员的人数，判官、县主簿和县尉不同时设置。幕职官恢复的同时还恢复了其对应的官员品阶，不过也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徽宗朝的“选人七阶”制度。 这就是“建炎复旧制”的一大特点，它并不是对旧有制度的完全继承，在新旧制度中有一定的整合和发展。经过了一系列的清理冗官和官员职务的合并，朝廷在册官员人数有了明显地改善，冗官消减了大概三分之一左右，为缓解财政上的负担从而得以增加军费上的支出打下了基础。 “建炎复旧制”是继“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后又一次对朝内外官职官制进行的大规模的改动。 而南宋朝廷对幕职官制度的恢复，不是简单粗暴地回到北宋前期的官制，亦不是一成不变地继承宋徽宗时期制定的制度。 而是在新旧两种制度中辩证地去看待其中的利害关系，并结合当时所处社会环境的实际情况，整合了两种制度的优势，用改革和发展的态度继承了之前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