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已经授衔的范天恩，抗美援朝335团的团长，人称“范大胆”。 1950年秋季，

这是已经授衔的范天恩，抗美援朝335团的团长，人称“范大胆”。 1950年秋季，38军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建立的主力部队之一，首批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在这场初步的交锋中，38军的表现并不如预期。由于道路被北撤的朝鲜人民军和无数逃难的平民堵塞，导致部队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从而未能有效切断敌人的退路。此外，误信错误情报，又一次延误了战斗计划的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由团长范天恩领导的38军335团，在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335团在飞虎山进行了顽强的防守。这个地点位于第九军的后方，是连接前线和后方的重要补给点，因此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尽管处于不利位置，335团在范团长的指挥下，坚守了整整五天五夜，使得志愿军能够稳定战线，重新组织力量。 在彭德怀的指挥下，335团不仅成功阻击了敌军，还为随后的战斗打下了基础。此次战斗的成果，为38军在接下来的战事中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和战略优势。随后，彭德怀根据战场形势变化，调整了战略部署，设计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将敌军引入预设的陷阱。 在此战术框架下，范天恩和他的团队有序撤退30里，为大局考虑。当敌军见到撤退的志愿军后，误以为获得了战术优势，从而陷入了更深的战略误判。 在松骨峰的战斗中，335团面对重重困难，与敌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尽管松骨峰的阻击战最终因弹药耗尽而结束，但参战的志愿军士兵展示了难以想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在后来的文学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被生动描述，该作品后来还被选入中学课本。 朝鲜战争结束后，范天恩回国并继续在军队中服役，历任多个重要职务，如副师长、师长和副军长。他的军事生涯中，尽管表现出色，但在1955年的军衔授予中，他仅被授予上校军衔，稍后晋升为大校。这一决定背后有多重原因。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能力的将领众多，竞争异常激烈。其次，受到苏联影响的军衔制度初设时，有意压低军衔等级，以避免在国际交往中出现尴尬。最后，范天恩在朝鲜战场上的某些决策，例如将战利品分配给饥饿的战士，虽符合战场实际，却与严格的军队纪律相冲突，这也可能影响了他的晋升。 1980年，范天恩被任命为烟威警备司令，虽然已经具备将军的资格，但由于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变动，他未能在1988年军衔制重建时获得少将军衔，因为他已退役。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朝边境的紧张局势逐渐升级，最终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这一时期，中朝之间的合作密切，志愿军在苏联的支持下进行了大量的战术和战略训练。1951年，志愿军军官范天恩被选派回国参加由苏联专家主讲的多兵种联合作战集训班。 范天恩原本希望将自己的警卫员，王春祥带回国参训，王曾经是335团的测绘员，由于其出色的地理和测绘技能，被同僚亲切地称为“活地图”。但最终，出于对公共形象的考虑，范天恩决定放弃这一计划，单独回国参加培训。 范天恩在沈阳的训练中学习了苏联的先进作战技术和战略部署方法，这些知识对后来的作战有着直接的影响。然而，在他离开的那段时间里，朝鲜战场的局势依然紧张。王春祥在此期间参加了38军在汉江南岸的阻击战。在一次激烈的交火中，王春祥不幸被敌军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年仅19岁。 当范天恩从培训班结束回到朝鲜参加第四次战役时，他才得知王春祥的噩耗。这个消息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如果当初带王春祥一起回国，或许能避免这场悲剧。这种思考变成了他的痛苦和遗憾。 回国之后，范天恩尽其所能地搜寻王春祥的家庭背景，希望能找到他的任何可能存活的亲属。王春祥是孤儿，关于他的家庭背景所知甚少。范天恩通过向辽阳市的有关部门发送王春祥的照片和信息，试图寻找线索，尽管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范天恩曾表示，如果能找到王春祥的家人，他将全力以赴支持他们的生活。 在范天恩晚年的多次采访中，他经常提到王春祥的事迹和自己的遗憾。他强调王春祥的聪明才智和对军事任务的重要贡献，以及自己因未能在关键时刻做出不同决策而导致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