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说说粟裕和彭老总之间的矛盾。有一段时间，彭总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在彭老总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粟裕向军委汇报工作，先向彭德怀汇报，让彭德怀转交。彭德怀说“我又不是你的邮递员”，粟裕于是直接向军委汇报，彭德怀说“你这是越权”。 彭德怀与粟裕的合作关系开始于他们共同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枢的关键职责，彭德怀负责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而粟裕则承担了总参谋部全面工作的重任。这两个职位不仅对中国军队的运作至关重要，而且也是最高级别的军事职务之一。他们的合作期间长达六年，这是中国军事发展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时期。 彭德怀和粟裕都具备深厚的革命家底蕴和军事家才能，他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在他们的领导下，军委机关和总参谋部的工作效率极高，成效显著。这一时期的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工作，被后来的军史学界高度评价。正如《彭德怀传》中所记载，1950年代的军委机关工作效率极高，行政命令得到迅速执行，这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十年后的1982年，军委领导体制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研究，许多当时的领导干部依然怀念彭德怀在军委的工作时期。他们回忆说，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军委的办事效率显著提高，与此后军委领导体制的几次变动相比，彭德怀时期的效率显得更为出色。 根据《粟裕传》的记载，两人在未来战争的认识、战争准备、及军事策略上确实存在显著分歧。例如，关于战略方针制订、战略预备队的建立、以及增建机械化师等问题，彭德怀与粟裕各执一词，意见分歧明显。 彭德怀的性格直率、火爆，而粟裕则更为拘谨尊敬，他们的性格差异不仅影响了他们的个人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工作风格。粟裕在战争年代以“斗胆直陈”著称，在总参工作期间也展现了坚持己见的性格特征，常常在认为自己正确的问题上不让步，甚至在会议中当面力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工作上的分歧和个性上的差异，并没有随着共同的工作经历而得到缓解，反而有所加重。在这种背景下，两人之间的矛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进一步放大。在会议上，这些工作上的分歧被描绘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并且所有责任都被推到了粟裕身上。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无端放大了两人之间的正常工作分歧，也失去了对粟裕的公允评价，更是过于上纲上线，甚至有些借题发挥。 这样的处理不仅未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加剧了内部的不和，对于整体的军队建设和军事准备工作也是不利的。 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虽不是运动的主要发动者，但其思想与发动者完全一致，再加上他是会议的主要主持者，因此后人认为他对会议中的错误负有更多责任，这是可以理解的。《彭德怀传》在第556页中对此段历史作了详细记载：“这次运动彭德怀虽然不是主要的发动者，但他的思想和发动者是完全一致的。加上他是这次会议的主要主持者，因而后人认为他对会议的错误应负更多的责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彭德怀在被“罢官”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对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坦诚地认识到自己对刘伯承、肖克等人的批判是错了，并表示那些批判是“言过其实”的。他甚至曾嘱托他的侄儿彭起超，在有机会时一定要代他向肖克道歉。这一举动记录在《彭德怀传》第556页，进一步展示了彭德怀光明磊落的品格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彭德怀敢于面对和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这不仅是对个人品德的展现，更是对真理的坚守和对党内团结的维护。通过这一举动，彭德怀展示了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彰显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崇高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