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一司机路遇两名招手乘客，主动停车送其上学，却被交通局以“非法营运”重罚2万

贵州，一司机路遇两名招手乘客，主动停车送其上学，却被交通局以“非法营运”重罚2万元！刘某喊冤：“纯粹好心帮忙，没收一分钱！”但执法记录揭穿蹊跷——乘客自述将按出租车惯例支付8元，行车路线与男子自称的“顺路回家”完全不符，遂作出处罚。男子不服，将交通局告上法庭。历经两审，结果却不容乐观。网友激辩：以后还敢做好事吗？法律与道德的边界究竟在哪？   （案例来源：裁判文书网）   2024年1月10日清晨，某街头寒意袭人，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执法行动却引发了一场法律争议。   48岁的刘某（化名）驾驶一辆车牌为贵XX****的私家车途经老车站附近时，注意到两名乘客在路边招手。   出于好心，刘某停车询问对方去向，得知乘客需前往实验二小后，便邀请其上车。   此时，区交通运输局的执法人员正在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刘某的车辆随即被拦停检查。   经查，车上两名乘客与刘某素不相识。乘客在询问笔录中陈述：他们从对某乙酒店附近上车，虽未当场议价，但打算按当地出租车惯例支付8元车费。   执法人员发现刘某无法提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遂以涉嫌非法营运为由立案调查。   经调查取证，区交通运输局认定刘某违反《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于2024年2月28日作出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刘某坚称自己纯属"好心帮忙"，强调未与乘客议价收费，行车路线系顺路接送。   刘某自述，当天本计划从廉租房前往单位，因时间充裕才临时决定送客。   但执法记录显示，事发地既不在其通勤路线上，也与自称的"返回廉租房"方向矛盾。   更关键的是，执法人员调取的监控视频显示，刘某主动停车揽客的行为模式与职业司机高度相似。   在庭审中，刘某提出了如下主张：   其一，刘某搭载乘客行为性质：纯属好意施惠，未约定或收取费用，乘客支付车费仅为单方猜测；   其二，交通局提供的证据效力：执法视频杂音严重无法辨明内容，乘客笔录仅体现主观推测；   其三，交通局程序违法：2万元罚款超过贵州"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经营活动3000元），应组织听证而未组织。   交通局坚称处罚合法、合理，提出如下抗辩：   其一，刘某搭乘行为认定：通过路线合理性分析、交易习惯推定存在有偿服务合意；   其二，法律适用：5万元法定最高罚款的50%为2.5万元，2万元未达标准无需听证；   其三，程序合规：已履行处罚前告知义务，听证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1、刘某搭载乘客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营运？   根据《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17条、27条，非法营运的核心要件是“未取得经营许可从事城市公共交通经营活动”，而经营活动的本质特征在于有偿服务。   但在本案中，既无书面合同，也未实际支付费用，但法院认为：   当地出租车普遍采用“到达付费”模式，乘客明确表示将按此惯例支付费用。尽管未实际支付，但该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履行期待可能性”，符合《民法典》第140条关于默示意思表示的规定。   刘某主动停车询问陌生乘客去向、选择非日常行驶路线等行为，与职业司机揽客特征高度吻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4条，法院结合生活经验法则，认定该行为已超出普通善意搭乘的合理范畴。   刘某在三次陈述中出现重大矛盾：在执法询问中称“从四小返回廉租房”，起诉状中改称“上班前顺路送客”，而事发地既非通勤必经路线，也与两个陈述方向均不符。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4条，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而原告的反复矛盾陈述构成《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71条规定的“当事人陈述存在反复且无合理解释”，反而强化了行政机关主张的可信度。   法院特别指出，交易中断系行政执法介入所致，此情形下未实际收费不影响有偿性认定。   2、本案未召开听证程序是否违法？   《行政处罚法》第63条将“较大数额罚款”的听证启动权赋予地方立法，而《贵州省较大数额罚款标准规定》第2条设置双重判定标准：①经营活动罚款超3000元；②同时不得超过法定最高额50%。本案罚款2万元虽远超3000元基准，但因《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设定的5万元法定最高罚款的50%为2.5万元，故优先适用后者。   3、本案执法程序合法性？   行政机关已履行《行政处罚法》第44条规定的告知义务，程序瑕疵仅存在于听证申请渠道（座机沟通不畅），但未达到《行政诉讼法》第74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程度。   本案视频证据存在杂音问题，法院采用“证据补强规则”予以处理。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刘某的全部诉求。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