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中旬，毛主席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说：“我想了十天十夜，想不通为什么印度尼赫鲁要来搞我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印两国携手开启了一段蜜月期。在上世纪50年代，亚洲刚刚走出战争的阴霾，许多国家还处于殖民统治之下，而中印却已经相继获得独立，成为亚洲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 二战结束后，世界逐渐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立格局。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印度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双方都希望能够独立自主地发展，而不是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 这种共同的战略诉求，使得中印关系在建国初期达到了一个高峰。1954年，两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成为指导中印关系的基本准则，更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国际舞台上，中印两国更是结成了坚实的同盟。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发起国之一，而中国则积极支持这一运动，共同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发展空间。 当时的中印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两国人民也保持着频繁的文化交流。在中国，＂印度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这句话几乎家喻户晓。 然而，在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中国政府依法进行平叛，但印度政府却开始干涉中国的内政。 印度不仅收容了大量的叛乱分子，还在边境地区制造事端。更令人意外的是，尼赫鲁在这一年向中国提出了惊人的领土要求，声称中国应该将约1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印度。 这些领土要求涉及中国的阿克赛钦地区和藏南地区，面积相当于一个福建省。这种无理要求，严重违背了此前中印两国建立的友好关系基础。 随后发生的＂朗久事件＂，更是将两国关系推向了冰点。印度军队多次袭击中国边防部队，并在争议地区修建军事设施，企图通过武力手段改变边境现状。 短短几个月内，中印关系就从＂世交＂跌落到了＂宿敌＂的深渊。这种剧烈的转变，不仅影响了两个文明古国的邦交，也改变了整个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中国政府始终保持克制，多次尝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但印度方面却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导致局势不断恶化。 在中印边境线上，两国军队开始了长期对峙。原本应该共同发展、互帮互助的两个邻邦，却因为领土争端陷入了敌对状态。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首当其冲的是中苏关系的恶化。1958年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日益凸显，这种分歧很快就演变成了公开的对抗。 1959年9月9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前夕，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公开表态支持印度。 从1955年到1962年，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包括先进的米格战斗机在内的各类军事装备。 与此同时，美国也看准了这个时机。美国政府认为，扶持印度可以在亚洲制衡中国的影响力。因此，美国也大幅增加了对印度的援助。 从1959年开始，美国对印度的援助金额翻了一倍多。这些援助覆盖了军事装备、经济发展等多个领域。 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下，印度的底气越来越足。印度情报局对中国的判断也出现了严重偏差。印度情报局长马立克向尼赫鲁提供的情报认为，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 印度政府采取了所谓的＂前进政策＂。这项政策的核心就是通过不断在边境地区增加军事存在，逐步蚕食中国的领土。 印度军队开始在争议地区修建军事设施，派遣更多的部队进入争议区域。这种做法不仅加剧了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也大大增加了双方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印边境冲突变得不可避免。一场关系到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较量正在酝酿。 最终，印度的这种战略误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战争真正爆发时，那些承诺支持印度的国家都选择了观望，没有一个国家实际出兵援助印度。 在中印边境冲突升级的过程中，毛泽东面对印度的挑衅，中国首先选择了克制和退让，将边防部队后撤20公里，为和平解决争端创造条件。 中国政府多次向印度提出举行边境谈判的建议，表达了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诚意。 为了展示和平诚意，中国甚至打破了外交惯例。中国政府向印度详细说明了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政策底线，这在国际外交中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印度方面并没有珍惜这些和平努力。1962年9月，印军在边境地区发动多次武装进攻，造成中方人员伤亡。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做出军事反击的决定。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毛泽东征询了在西藏地区长期工作的张国华将军的意见。 张国华将军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对当地地形的熟悉，确认中国军队完全有能力打赢这场战争。他提出了利用我军机动灵活的优势，采取穿插包围的战术方案。 然而，即使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后，中国仍然保持着理性和克制。当印度军队节节败退，中国军队完全有能力继续推进时，毛泽东下令停止进攻。 在处理战俘问题上，中国不仅妥善照顾近4000名印军战俘，还将所有缴获的武器装备整理后归还给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