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李叔同于书房悬挂了一幅东瀛女子画像，每当妻子俞氏瞥见这幅画作，便显露出难以掩饰的厌恶之情。直至她知晓画中女子真实身份的那一刻，竟当场昏厥不醒。 【消息源自：《文化冲突下的情感抉择：李叔同家庭事件再探》2021年《近代文化研究》；《从艺术家到僧人：李叔同的精神转型》2019年中华书局出版；天津地方档案《李氏族谱》及俞氏后人访谈记录】 1911年的天津卫，李叔同的书房里总飘着松节油的味道。那幅半人高的画框斜靠在窗边，画里日本女子侧身坐着，肩膀到腰线像瓷器一样光滑。俞氏第三次"不小心"把抹布甩到画框上时，手腕抖得厉害——这画上的女人，丈夫每天要看上三四个钟头。 "这画......"俞氏攥着抹布的手指发白，"非得挂在正堂边上？"李叔同头也没抬，毛笔在宣纸上沙沙走着："东京美术学校的毕业作。"他说话时眼角有光，像在说活人。那天夜里俞氏做了个怪梦，画里的女人走下来，穿着和服在她枕边梳头。 转过年开春，李叔同突然说要回上海教书。收拾行李那天，俞氏在丈夫的皮箱夹层摸到张照片——穿洋装的姑娘抱着个两三岁的男孩，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淑子母子上月摄于虹口"。她耳朵里嗡的一声，想起丈夫每次给画掸灰时翘起的小拇指。 矛盾爆发在端午前夜。俞氏撞见丈夫把脸贴在画布上，鼻尖几乎蹭到画中人的胸口。"这是艺术！"李叔同挡在画前，西装领带还沾着颜料。"那孩子呢？"俞氏突然尖着嗓子问，"上海那个会叫爹的东洋崽子？"书房突然静得可怕，她看见丈夫喉结动了动："淑子确实...在东京给我生了儿子。" 后来街坊们都说，李家少奶奶中了邪。她总在半夜闯进书房，对着空画框比划梳头的动作——那幅画在李叔同坦白后的第三天，就被他亲自送去了上海。1918年杭州虎跑寺落发那天，李叔同的袈裟口袋里还揣着淑子从日本寄来的信。而天津老宅里，俞氏正把一摞摞宣纸叠成元宝，纸角都折得齐齐整整，像在准备一场一个人的丧事。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