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归还了旅顺港。斯大林时期赖着不给。另外，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向中国提供了100多万吨粮食，和糖，以贷款的方式提供。还帮助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原子反应堆。1964年，被苏共解除所有职务，赋闲在家，并于1978年逝世，享年78岁，善终。
二战前，斯大林发动了大清洗，全面清洗和迫害了党、政、军及中央、地方的干部。受害者人数至少超过70万。1934年，古拉格系统中的囚犯大约有51万人，而到1953年，这一数字激增至约240万人，其中有50万是所谓的“政治犯”。这些人当中大多数是普通的苏联民众，罪名多为无故旷工、偷窃，甚至只是因为讲了讽刺政府的笑话就被逮捕并流放。 苏联解体后，解密的资料显示，至少有超过100万苏联人死于古拉格集中营。斯大林还将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如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朝鲜人和伏尔加德意志人等进行大规模迁移和流放。苏联解体后，车臣人坚持要求独立，最终与俄罗斯爆发了两场车臣战争，导致了大量的死伤。回溯历史，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当年强制流放车臣人所带来的恶果。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提到：“斯大林把不同意他看法的人当作‘人民的敌人’……那些日子里，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事实上，那个时期的人们的确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使你今天是元帅或部长，第二天也可能被捕，不经审判就被枪决、关押或流放。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临终时曾说：“我好像做了一场梦。” 赫鲁晓夫的评价一直很复杂，他既是苏联的“救世主”，也被视为“挖坑人”。赫鲁晓夫被称为“救世主”，是因为他上台后推动了改革，并给苏联社会带来了一定的缓冲期，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也被批评为“挖坑人”，因为他全面否定斯大林的领导，这无疑对苏联的发展道路造成了阻碍。
1954年是中苏关系的重要转折点。那年春天，周恩来总理在赴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之前，专程访问了莫斯科。这次会晤的气氛异常融洽，不仅达成了多项实质性协议，更展现出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互动。期间，赫鲁晓夫即兴表演了富有乌克兰特色的民间舞蹈，为正式会谈增添了几分轻松愉快的氛围。 在具体合作方面，周恩来重点阐述了中国工业建设的迫切需求。赫鲁晓夫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当场决定加快对华援助进度，并扩大援助范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56个工业项目的援建计划。这些项目涵盖了重工业、国防工业等关键领域，为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经济援助方面，赫鲁晓夫采取了多项务实举措。他同意将中苏合资企业的股份转让给中国，体现了对中国工业自主权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经历困难时期时，苏联以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了超过100万吨的粮食和糖类物资，这些援助对于缓解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 赫鲁晓夫上台后，主动提出归还旅顺港，这一决定不仅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障碍，也显示出了新一代苏联领导人的政策转变。在科技合作领域，赫鲁晓夫时期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帮助中国建立第一个原子反应堆。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渐恶化，许多合作项目被迫中止。尽1978年，当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安详离世时，他的对华政策已成为历史。但这段历史见证了中苏两国曾经的友好合作，也为后人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经验和教训。
1962年12月1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莫斯科美术展览馆的莫斯科美协成立30周年回顾展。在展馆的二楼，展出了仅供内部人士参观的抽象派艺术作品。赫鲁晓夫在观赏这些作品时，直言不讳地批评这些作品为“诲淫作品”，并认为它们根本不具备艺术价值。 他指着抽象派艺术家兼美展负责人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内的作品，表示：“就是一头驴子用尾巴甩，也能比这画得好。”这样的言论让涅伊兹维斯特内无法忍受，他立刻回击赫鲁晓夫，指出赫鲁晓夫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批评家，并且在美学上存在明显的无知。 赫鲁晓夫对此回应道：“当我当矿工的时候，我不懂。当我当基层干部的时候，我不懂。当我逐步升迁的每一台阶上，我也不懂。可我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了，难道我还不懂吗？” 赫鲁晓夫“退休”之后，每月能领取500卢布的“特殊养老金”，这一收入与当时一位苏联宇航员的月薪相当。此外，政府还为他配备了两辆专车，一辆吉姆车供日常使用，一辆伏尔加车作为备用。他所居住的别墅以及列宁山上的宅邸也可终生使用。 然而，赫鲁晓夫未曾感叹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而是发现自己在退休后并未获得应有的自由，反而像是遭遇了软禁。事实上，勃列日涅夫一直未能完全放心赫鲁晓夫，担心他会在背后策划什么不利的事情。 因此，赫鲁晓夫身边的警卫和侍者都被更换成了勃列日涅夫的人。每一位拜访赫鲁晓夫的客人都被视作潜在的通讯员，必须经过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最严格的盘问和审查，之后勃列日涅夫才会决定是否允许客人与赫鲁晓夫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