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冬，钱学森正在读报纸。突然，他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儿子钱永刚说：“我想在这支个电视，我的钱够不够买台电视？” 钱学森一生的辉煌，可以追溯到他年轻时的成就。1929年，年仅15岁的钱学森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机械工程系，开始了他在科学道路上的追寻。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战乱与动荡之中，但钱学森通过不断努力，成功进入了清华大学，成为第二届公费留学生，开启了他的国际求学之路。他前往美国求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在加州理工学院，他师从冯·卡门教授，接受了世界级的学术培养。冯·卡门是当时航空学界的泰斗，钱学森得到了他深入的指导，并且通过不断努力，最终获得了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钱学森的学术成就令人瞩目。28岁时，他就因其在空气动力学领域的突出贡献，成为了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提出了著名的“卡门—钱近似”方程，这一方程在导弹、火箭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钱学森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直接推动了航空力学的突破与发展。在这一时期，他不仅在学术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还开始参与与火箭导弹相关的研究，逐渐向高科技领域迈进。 尽管他在学术上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成就，钱学森心中始终怀揣着对祖国的深深牵挂。在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钱学森毫不犹豫地决定回国。 1955年，经过多方努力，钱学森终于返回了祖国。对于他而言，回国并非一件轻松的事。美国政府长期对他实施软禁，企图剥夺他的归属权，但钱学森始终没有妥协。他曾坚定地表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也在中国，我的归宿也在中国。”这句话至今仍令人感动，体现了钱学森那种为国家、为民族不畏艰难困苦的决心。 回到祖国后，钱学森立即投身于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他不仅领导了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还在应用力学、系统控制等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钱学森填补了中国在许多科技领域的空白，特别是在系统科学、工程控制论等专业领域，他的努力让中国航天事业迅速崛起。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技术的创新上，也体现在科学研究的培养上，钱学森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科研人才，推动了整个科技体系的建立。 钱学森在晚年，目睹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但他依然保持着对教育体制的关注。他的晚年生活逐渐简朴，生活中的点滴变化都能引发他对社会的深刻反思。2008年冬的一天，钱学森在家中与儿子钱永刚谈起电视。当时，他突然问儿子：“我想买台电视，我的钱够不够买台电视？”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却透露了钱学森内心的忧虑与思考。 尽管生活条件已经相对改善，但钱学森依然关心中国的科技与教育发展。他看到电视里播放的许多汽车广告，几乎全是外国品牌，他对此表现出了失望，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依旧没有自主品牌，技术上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钱永刚提出“中国汽车还是‘外国心’”的观点时，钱学森并未欣然接受，反而显得有些不满。他关掉电视，叹息道：“这些人怎么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应该更有条件出成果，怎么反倒没干劲了？”这是钱学森对时代变迁、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的深刻反思。 这一简单的对话，也让人看到了钱学森在晚年依然关注国家未来的决心。他虽然在科技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依然心系国家的教育与创新，关心是否能培养出更多有创意、有能力的杰出人才。这种心态，正是他提出“钱学森之问”的根源所在。他的关切，不仅仅是科技水平的提升，更是国家整体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他看来，只有国家能够培养出真正的创新型人才，才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钱学森的这一问，不仅对中国科技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未来的创新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思考和启示。事实上，“钱学森之问”提醒了中国，科技发展不仅仅是依靠技术的突破，更需要制度和环境的支持，需要创新文化的培育。这一问引发了中国在科技体制、教育改革等多个方面的反思，并促使社会各界对创新人才的培养、科技成果的转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改革措施开始逐步落实，中国的科技创新和教育体制也逐渐向着更加开放、更加创新的方向发展。可以说，钱学森的“之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疑问，而是为中国科技创新和教育体制的深刻改革提供了指引，也为后来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