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郭沫若去世8个月后，他的妻子于立群突然自杀身亡，从一份遗物信件中得知，于立群亲姐姐早就怀上了郭沫若的孩子，而她自己还嫁给了“仇人”
于立群出生在一个拥有光辉历史的家庭，她的祖父于式枚曾经是清朝的榜眼，后成为广东的学政，她的家庭背景在民国时期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于家的财富逐渐消耗殆尽，于立群的父亲不得不依赖仅剩的遗产为生，很快这些资产也被挥霍一空。
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于立群家庭面临了子女教育费用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于立群的姐姐于立忱展现了出人意料的坚韧和聪明，她利用自己擅长书法的技能，在节日前夕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近摆摊写春联赚取学费，这种自食其力的精神不仅维持了她和妹妹们的学业，也为她后来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基础。
在完成学业后，于立忱成为了一名记者，而于立群则走上了艺术之路，成为了一名歌舞演员和电影演员，艺名黎明健，她的才华和美貌使她在上海的娱乐圈中小有名气。
尽管两姐妹的人生道路各异，但都显示了她们如何利用自己的才能和机遇，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而郭沫若的人生轨迹与于姐妹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虽然出身于一个思想前卫的商人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留学日本，但他的私生活复杂，特别是他对待原配妻子张琼华的态度，显示了他个人在道德和情感上的矛盾。
郭沫若的成功和才华无法掩盖他在私人生活中的失败。
当初郭沫若在日本生活期间，遇到了一位日本护士佐藤富子，后来他为她取名“安娜”。安娜对郭沫若的感情深厚，甚至为了与他在一起，选择与自己的父母断绝关系。在这段关系中，郭沫若和安娜共育有五名子女，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似乎相对稳定。
然而，事态的转变发生在一位中国籍病人于立忱来日本治病时。于立忱是于立群的姐姐，患有严重的肺病，依靠《大公报》的资助在东京郊区治疗，恰好与郭沫若住得很近。由于地缘关系及同胞情谊，于立忱开始频繁访问郭沫若家，两人因此产生了感情纠葛。
郭沫若的婚外情使安娜深感不安，尽管她力所不能及改变局势。1937年初，于立忱回到上海，安娜本以为生活能恢复平静，但郭沫若随后也突然离开日本，与安娜及五个孩子断绝了关系。
郭沫若离去后，安娜和孩子们面临极大困境。他们不仅遭到警方毒打，还受到了极大的社会歧视。安娜曾试图通过书信与郭沫若沟通，但收到的只是郭沫若回送的一首诗。
1948年，安娜带着子女在香港找到了郭沫若。长时间的分离后，郭沫若对重逢的反应冷淡，甚至试图逃避责任。面对这种态度，安娜放弃了与郭沫若重修旧好的想法，并提出了几个要求，其中只有关于孩子教育的要求得到了郭沫若的答应。
最终，安娜选择在大连安定下来，更名为郭安娜，并与儿子郭和夫一同生活。1975年，她高龄访问了北京的郭沫若，这成为了两人最后一次 见面。尽管过去的恩怨在这次见面中似乎烟消云散，但郭沫若给安娜的生活带来的痛苦是不可磨灭的。
与此同时，于立忱在郭沫若回到上海不久后自杀。
不久，郭沫若在朋友的介绍下遇到了于立群，一位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女演员。郭沫若对于立群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这种感情部分是因为在于立群身上，他看到了她已故姐姐于立忱的影子。
于立群对郭沫若怀有深深的敬仰和依赖，尤其在得知郭沫若与她姐姐曾有过深厚关系后，这种情感更加复杂化。两人的关系很快发展为恋爱，并最终在1939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补办了婚礼。周恩来在婚礼上的寄语，希望这是郭沫若最后一次婚姻，也映射出郭沫若在感情生活中的波折。
郭沫若的私生活中，除了已知的四位妻子外，他还有其他几位情人。这些情感关系，虽然因其文学和社会地位而未被详细记载，但也是他复杂私生活的一部分。尽管在文学上有着卓越的成就，郭沫若在个人生活中的责任感却备受争议。
郭沫若去世后，于立群为了纪念他，编辑了他解放后的诗集《东风第一枝》，并投入到《郭沫若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中。
然而，半年后的悲剧，于立群自杀身亡，外界给出的原因是精神和身体病痛的折磨，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她在整理郭沫若遗稿时发现了他与姐姐于立忱之间的信件，了解到两人曾有过不为人知的婚外情，并涉及到未出生的孩子。
这些发现对于立群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打击。她深爱的丈夫和姐姐之间的秘密关系，以及郭沫若对于立忱的处理方式，让她无法接受。最终，她选择了与姐姐相同的悲剧结局，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