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他的发妻是旧社会包办婚姻，新中国成立初期, 有人鼓动吴芝圃离婚。他却不予理会。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河南农村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婚姻习俗。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吴芝圃与宋大姐的婚事也是由双方父母一手操办。 当时的宋大姐，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女子，裹着小脚，外表朴实无华。 在那个年代，包办婚姻往往让年轻人难以接受，但这桩看似平常的婚事，却在后来的岁月里展现出非比寻常的意义。 1929年是个特殊的年份。那时的吴芝圃已经投身革命事业，但因病不得不回到家乡养病，同时也是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 在这段艰难时期，宋大姐展现出了超出常人的担当。她不仅细心照料患病的丈夫，还要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搜查。村里有不少人都看在眼里，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村妇女，却在危难之际表现出如此的勇气和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一些人开始鼓动吴芝圃与发妻离婚。面对这样的建议，吴芝圃始终保持沉默，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时担任他保健医生的梁同印曾经询问过这个问题，吴芝圃的回答很简单：共产党员不能忘本。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他对婚姻的态度，更体现了他为人处世的原则。 在工作和生活中，吴芝圃始终保持着严格的自律。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参加跳舞活动。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领导干部中并不多见。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偶尔会去看几场戏曲表演。但当有同志对此提出意见后，他立即停止了这个爱好。 吴芝圃的故乡位于中原平原东部，周围多为村镇和农田交织的景象，他在幼年时期目睹了家乡缺乏先进耕作手段的困境，也意识到文化教育对改变命运的重要意义。年少时，他顺利进入当地设立的农业学校学习，这座校舍虽谈不上现代化，却让他有机会接触农业科学基础知识，为日后在农村开展工作奠定了扎实根基。就读期间，他对社会局势和传统的生产方式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尤其在观察农户面临收成不佳与赋税压力的现实后，萌生了寻求突破的决心。 临近五四运动余波未平的时代，许多有志青年都在探求改造社会的新路径。吴芝圃也不甘落后，先在青年团组织里研习进步思想，逐渐摆脱陈旧观念束缚。紧接着，他在20年代中后期先后与不同派别的先进分子接触，更深刻认识到必须真正走到农民中间，才能让沉重的压迫得到纾解。基于这样的思考，他果断跨入更深层次的革命道路，随即投身到党的地方机构中，承担指导民众运动的具体任务。 当时的豫东地区，外有军阀混战，内有封建势力桎梏，农户平日要应对苛捐杂税，加之天灾频仍，更是苦不堪言。吴芝圃在执委会任职期间，带领年轻骨干走访村庄，设法组建自卫力量。他广泛发动对旧势力不满的农户，探索防御手段并开展军事训练，形成规模不小的地方武装。那个时期，他还通过各级组织，把政治理念与当地实际融合，希望在群众中普及新的思路。这样做虽然常遇到阻碍，但最终形成了一股改变旧局面的力量。 不久之后，由于国内形势愈发复杂，他接连调往豫东乃至开封地区的组织部门，围绕人员联络和团体建设展开工作。在此阶段，他注重发掘潜藏在各行业的积极分子，并通过机密方式将他们团结起来。随着他在不同岗位历练，他的思考也愈加成熟。面临白色恐怖，革命者经常要面对外部打击与内部整顿的双重压力，他也没有例外。然而，艰险环境反而磨砺出他更坚韧的精神，让他能够一边承担领导职责，一边冷静思考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战局里巩固队伍。 1937年后，抗敌的炮声在中原大地愈加紧迫，中共在河南地区的组织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迅速建立或改组战时机构，以对抗外部侵略势力。吴芝圃此时身负更高层面的指责，他奔走于各城镇，搭建更广范围的武装网络，指挥基层开展游击活动。他手下的队伍不仅要与日伪周旋，还得与各类顽固势力斡旋。为此，他反复在形势分析中提醒同仁，必须灵活运用战术与宣传并重，尽力发动更多群众。 在豫东特定区域，他领导一支武装力量，既要带领前线将士抵御敌军，又要负责全面协调。当地百姓在侵略压力下急需救援，于是他组织前方与后方的互助机制，使伤病人员获得治疗，粮秣供应得到补充。他还在短暂的平静间隙设立党校，让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骨干干部进修理论与实务，培养日后建设新政权的中坚人选。之后，他前往边区继续维系核心地带的政治与保安工作，强调在艰难年代必须兼顾宣传与防务。与此同时，他还兼任地方参议结构的相关职务，期望通过精心组织让敌后根据地更有秩序。 1942年至1945年，他在新四军相关单位负责思想动员，并兼管重大行政事项。正值正面战场局势混乱之际，敌后武装力求稳扎稳打，在关键节点抓住主动权。吴芝圃协助许多基层干部建立或完善秘密联络网，以防敌伪展开突袭。他曾在一系列斗争中保持冷静，在严峻形势下进行统筹布局，使队伍不至于分崩离析。面对杂乱的环境，他对如何保护兵员、保全粮秣以及鼓舞人心等问题投入了大量心力。对于日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协同作战，他也积极提出可行策略，以便有效沟通，增进各根据地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