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31日，毛主席会见了来访的赫鲁晓夫。交谈中，赫鲁晓夫提出由苏联出资、出技术，然后在中国的领海跟我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毛主席听后一边吸烟，一边望向赫鲁晓夫，直接问道：“你讲的这些都不切合实际，请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是联合舰队？”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视为国家与民族发展中的重要战略考量，围绕这一目标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并指挥了多次重大军事行动。这些决策和行动，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长期的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中顺利推进，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在谋划国家主权和安全时，总是充分考虑到可能面临的敌人破坏，并尽力做好预防准备。他深知战争的复杂性，因此要求在战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并时常强调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他提到，苏德战争爆发时，斯大林在许多方面未能做好充分准备，包括不修筑防御工事、不迁移工业、以及未做好游击战的准备，这些失误导致了急速撤退，毛泽东因此提醒要引以为戒。
他强调要考虑万一敌人突破防线时应该如何应对，甚至提出可以让敌人一时得逞，诱敌深入，从而消灭敌人。此外，毛泽东不仅在军事方面要求做好准备，他还强调经济上的充分准备，确保在战争爆发时，国家能迅速调动起最大规模的战时生产能力，保障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支援全国军队作战，最终确保战争的胜利。
周恩来总理，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位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之一，也是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周总理曾经表示：“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他回忆说，在历史上，有几次自己认为毛主席的决策不当，曾表示反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决策最终是正确的。
1958年7月末的北京，骄阳似火。天安门广场上的柏油路面被烤得发烫，空气中弥漫着闷热的气息。就在这个普通的夏日午后，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晤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毛泽东主席与赫鲁晓夫相对而坐，翻译员正在进行例行的翻译工作，会议记录人员的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会谈进行到关键时刻，赫鲁晓夫正襟危坐，向中方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苏联愿意出资和技术，在中国领海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这个提议的背后，是冷战背景下苏联寻求在远东地区扩大军事影响力的战略考量。
在赫鲁晓夫说完这番话后，会议室内一时陷入短暂的沉默。毛主席手中的香烟袅袅升起，烟雾在空中缓缓盘旋。他凝视着对面的苏联领导人，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的问题：＂什么是联合舰队？＂这个直截了当的提问，让赫鲁晓夫明显感到意外。
赫鲁晓夫试图解释这个提议的＂互利＂性质，强调苏联将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但他忽视了一个关键点：对于刚刚获得独立的中国来说，国家主权比任何物质利益都更加重要。面对赫鲁晓夫的解释，毛主席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的立场。
他提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驱逐这些侵略者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中国不会允许任何外国势力以任何形式侵犯国家主权。这次会谈后，中苏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虽然表面上仍维持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但实质上双方的分歧已经显现。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便认识到“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他强调，战争计划和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必须具有灵活性，以便应对不断变化的战况。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国力一时无法与强敌匹敌，毛泽东依然注重避免陷入被动局面，力求争取主动。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尽管敌我之间在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上存在巨大差距，毛泽东依然通过灵活的战略指导，使得志愿军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志愿军官兵根据自身的优势，创造性地运用了“夜间奇袭”、“迂回穿插”和“零敲牛皮糖”等战术，以劣势装备打败了装备精良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七十年代初，毛泽东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创造性地向美国发出善意的信号，同时亲自坐镇指挥，促成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这一举措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也震动了整个国际社会。中国和美国，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一大资本主义国家，正式宣布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成为历史的转折点。随后的中美建交，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他大胆创新，将军人选派为外交官，开创了外交战线的新历史。在与将军大使们的交流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新中国的外交要从零开始，需要培养一批新的外交干部。解放军历来是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有同志提出，部队干部不懂外语，担心搞不好外交工作。
对此，毛泽东笑着回应：“汉代的班超、张骞也不懂外语，可他们出使西域，非但完成了使命，还立下赫赫战功。”周恩来也赞同了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幽默地补充道：“将军当大使好，首先，我们放心，因为你们绝不会跑掉。”通过这种方式，毛泽东不仅选拔了有能力的干部，还激发了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推动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