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一天，中国历史博物馆来了一位河北人，他想把一块“成吉思汗圣旨金牌”卖给博物馆。然而博物馆工作人员认为牌子是赝品，拒绝了。就在此人拎包要走的时候，馆里著名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恰好走进来。史先生看过此牌后如获至宝，断定此物绝非赝品。 在中国北方广阔的土地上，历史的宝藏往往以最不经意的方式被发现。内蒙古的一片普通沙地上，李献功的父亲只是一位普通的打工者，他在挖沙的日常工作中，意外地挖出了一块闪着金光的金属物件。这块金属呈长方形，中间有一个圆孔，表面刻有奇特的文字。由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李父无法辨认这些文字的含义，只是觉得这东西看起来很特别，便带回家中，小心地藏在了地窖里。 多年后，李父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在临终前的日子里，他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儿子李献功，嘱咐他好好保管这件可能有价值的物品。李献功遵照父亲的遗愿，将这块金牌视作家族珍宝，妥善收藏起来。然而，他并不知道，这块看似普通的金牌，实际上是一件与成吉思汗有关的国宝级文物——元代圣旨金牌。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李献功家中经济陷入困境。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家庭开支的压力，使他不得不考虑变卖这块父亲留下的金牌。他首先想到了在当地的文物鉴定会上试试运气，抱着忐忑的心情，他将金牌小心翼翼地包好，来到了县城举办的文物鉴定活动现场。 不幸的是，当地鉴定人员对元代文物了解有限，草草一看便判定这是一件＂仿品＂。他们认为金牌上的巴思巴文字太过完整，而且＂张字九十六号＂的标记让他们误以为这是现代工艺品的编号。李献功失望而归，但他始终相信父亲临终时的郑重叮嘱不会是空穴来风。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献功又接触了几位古董商。这些商人给出的价格远低于他的期望，有人甚至建议他直接按照黄金的重量出售。绝望之际，李献功几乎要将金牌送到金店熔化提纯。就在即将付诸行动的关键时刻，一位有见识的金匠注意到了金牌上特殊的文字纹路，他告诉李献功，这可能不是普通的金块，建议他再寻求专业意见后再做决定。 一天晚上，李献功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关于文物鉴定的节目，节目中提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定期举办文物鉴定日活动，欢迎民众带着家中可能有价值的文物前来咨询。这个信息给了李献功新的希望，他决定冒险一试，前往北京寻求权威专家的鉴定。 1998年春天，李献功带着仅有的积蓄和那块神秘的金牌，踏上了北去北京的列车。李献功经过长途跋涉，终于站在了这座收藏着无数历史珍宝的宏伟建筑前。 当李献功将金牌递给接待处的工作人员时，对方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这位工作人员只是例行公事地检查了一下金牌，随后便做出了草率的判断。他认为这块金牌保存得过于完好，看起来没有经历几百年风霜的痕迹；而且＂张字九十六号＂这样的字样在他看来更像是现代工艺品的编号。最关键的是，金牌上那些奇特的巴思巴文字，当时国内研究这种文字的专家并不多，普通工作人员更难以辨认其真伪。 基于这些表面判断，工作人员礼貌但坚定地告诉李献功，博物馆对这件物品没有收藏的兴趣。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件现代仿制品，无法确认其历史价值。李献功听到这个结果后，脸上掠过一丝失望的神色。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却又一次被拒绝。 就在李献功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博物馆的那一刻，命运之神似乎对他露出了微笑。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恰好从接待大厅路过。这位在元代文物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的专家，敏锐地注意到了李献功手中金牌闪烁的光芒。 史树青先生当即表示需要对这块金牌进行更详细的研究，并请李献功暂时留步。在史树青先生的倡议下，博物馆迅速组织了一个专家团队对金牌进行全面鉴定。他们首先确认了金牌的基本特征：长方形状，中有圆孔，重约350克，上面刻有＂张字九十六号＂六个汉字，以及正反两面各两行巴思巴文字。 鉴定过程中，专家们还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X光荧光分析技术，对金牌的材质和年代进行了科学检测。结果表明，金牌的成分和冶炼工艺与元代出土的黄金制品高度一致，进一步佐证了它的真实年代。 通过对巴思巴文字的解读，专家们确认这确实是元代的圣旨金牌，是蒙古统治者向特定官员或使节颁发的信物，代表皇帝的权威和命令。更为珍贵的是，全球范围内从俄罗斯到内蒙古，目前仅发现了六块这样的金牌，而李献功带来的这一块保存完好，文字清晰，历史价值极为重大。 认识到这一国宝级文物的重要性后，中国历史博物馆立即采取行动，以合理的价格从李献功手中收购了这块金牌。博物馆不仅给予了李献功应有的经济补偿，还授予他＂文物保护贡献奖＂，表彰他将这件国宝完好地交付给国家保管的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