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五大野战军，其中第四野战军拥兵150万。为何没出现历史上军阀武装割据，拥兵自重之情况。其实，中央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早己安排妥妥当当。 在解放战争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形成了五大野战军的战略格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以及华北军区部队构成了解放军的主要作战力量，分别活跃在不同的战略方向上。其中，第四野战军的规模最为庞大，达到了惊人的150万人。在战争结束时，四野的野战主力部队就超过100万人，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个野战军的总和。 第四野战军的前身是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它的成长历程可以说是解放战争期间最为迅速的。从1947年6月兵力刚刚突破50万人，到1948年9月突破100万人，再到解放战争结束时达到150万人的庞大规模，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实现了兵力的三倍增长。 在辽沈战役期间，四野就已经拥有12个纵队的规模，成为野战主力。除此之外，四野还拥有数量可观的地方部队和独立师，总人数在1948年就已经达到103万人，其中野战主力约有70万人。而到了1949年全军改编前，四野的总体实力更是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野战军。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尽管四野人数最多，但其军一级单位的数量却不是最多的。这种＂挤编制＂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考量。 四野的每个军普遍采用四师建制，比其他野战军多一个师。此外，四野的师级单位规模也比正常师大，平均一个师接近14000人，而一般师只有10000人左右。这样一来，四野各军普遍在5至7万人，几乎是其他野战军军级单位的两倍。 这种编制安排可以追溯到1948年11月平津战役前。当时，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火速入关参战，以阻止傅作义部队向西或向南转移。虽然四野刚刚经历辽沈战役，伤亡失踪近7万人，武器弹药消耗严重，部队疲劳不堪，但为了完成紧急任务，只能将原本独立建制的各师补充入12个军，调集80万部队入关。 中央军委在调动部队方面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智慧，特别是在平津战役前对东北野战军的调配上。1948年11月，中央军委向东北野战军发出火速入关参战的电令，这一决策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更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战略调动，中央将强大的四野力量从东北区域引向华北战场，客观上避免了军队长期驻扎在单一地区可能带来的地方割据风险。 这种通过战役任务调动分散各野战军力量的策略贯穿整个解放战争。无论是三大战役还是后续的战略追击，中央军委始终根据全局需要灵活调配部队，使各野战军交叉作战、互相配合。这一方面增强了军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地域固化，防止了任何野战军在特定区域形成独立王国。 战后的驻防安排同样体现了中央的政治远见。四野虽然人数众多，却被分散部署到多个军区和战区，避免了力量过度集中。中央通过这种精心布局，在战略上实现了对庞大军事力量的有效控制，为新中国成立后军队体制的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央在干部配置上采取了交叉任职与轮换的策略，这成为防止军队形成独立体系的有效措施。野战军之间经常互相调配指挥官和政工干部，如一野的一些将领被调往四野任职，四野的某些干部也被派往其他野战军。这种交叉配置打破了军队内部可能形成的山头主义，增强了整体的凝聚力。 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的双向流动也是中央的重要制度安排。解放区的地方领导干部经常被调入军队担任要职，军队的一些优秀干部也被安排到地方政府工作。这种双向流动不仅增进了军地关系，更从根本上防止了地方与军队相结合形成独立王国的可能性。 这一制度在四野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四野拥有150万大军，但其领导班子却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组成，而四野培养的干部也被派往全国各地工作，形成了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良性循环。 1949年的全军改编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这次改编将原有的不同名称的部队统一为军、师、团、营、连的编制体系，彻底改变了战争年代各地区部队自成体系的状况。四野的12个纵队也在这次改编中转变为标准的军建制，实现了全军的统一规范。 军委对兵团、军、师建制的统一管理是防范割据的重要手段。通过严格控制各级部队的编制权限，中央确保了军队结构的整体平衡。即使是拥有150万人的四野，也必须按照中央统一标准进行部队编组，不得自行扩编或调整建制。 军队整编也有效分散了潜在的派系力量。在改编过程中，一些大型部队被拆分重组，打破了原有的指挥链条和人际关系网络。通过这种方式，中央有效防止了任何基于个人魅力或地方关系形成的军事集团，确保了军队的整体统一性。 这些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充分证明，中央对防范军阀割据的问题确实是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早已安排妥妥当当。正是这些战略布局和制度设计，使得拥有150万人的第四野战军始终保持对党中央的绝对忠诚，成为新中国成立过程中的重要稳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