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计划生育”是他提出的，为国贡献不小，却因8个孩子备受诟病。 马寅初1882年出生在浙江嵊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少年时代的他品学兼优，考取了当时最负盛名的耶鲁大学，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最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还在纽约大学进行会计与统计学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学术背景。 归国后的1915年，马寅初应蔡元培的邀请，来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并很快晋升为经济研究所所长。在五四运动爆发时，马寅初为学生们的行动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与支持，并通过积极交涉帮助被捕学生获释。与此同时，他深入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并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有关人口统计的论文《计算人口的数学》，此举标志着他在学术研究与社会问题上的深刻关注。 1920年，马寅初来到上海，创办了东南大学商学院，后该学院更名为上海商科大学。此后，他回到北京，继续在北京大学任职，并成为经济学会的会长。他还参与了中国经济学社的成立，并成为该社社长，出版了《经济学专刊》，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 1927年，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张作霖封锁了北京大学，马寅初随蔡元培赴浙江省，参与了浙江省的建设工作，致力于禁烟委员会的工作，并筹备农民银行的创立。然而，由于政治环境的不稳定，马寅初被迫离开浙江政府，转而在杭州财务学校任教，并在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担任总稽核。 进入1928年，马寅初步入政坛，成为立法院的成员，次年还担任了经济委员会及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与此同时，他兼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此期间，马寅初深入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批判了蒋介石的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寅初来到重庆大学，担任商学院院长，并在多个公开场合发表抗日言论并对官员腐败的行为发出猛烈批评。1941年，由于对国民政府的批评，他被逮捕并软禁在重庆。直到1944年，马寅初才重新获得言论自由，并更加公开地反对国民党。 1946年，马寅初成为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的经济学教授。两年后，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并在共产党的庇护下逃往华北解放区，成为支持新政府建设的重要知识分子。在1949年，马寅初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并加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及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的政治生涯更加辉煌。1951年春，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担任常务委员。他为新中国的物价稳定和防止通货膨胀作出了重要贡献，并积极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全国总人口已经超过6亿，这个数字让马寅初感到了深深的忧虑。他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享受荣誉，而是脚踏实地，深入基层，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更加坚定了马寅初的想法。他敏锐地意识到，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当时，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将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粮食、就业、教育、医疗等诸多民生问题，都将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如果再不控制人口增长，后果不堪设想。 马寅初断言，如果按照1953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测算，以每年22‰的增长速度，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到26亿之多。这个数字的背后，是对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的压力，是对亿万民众生存状态的担忧。为了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他在《新人口论》中明确提出:＂要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 这一观点一经提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人多力量大＂、＂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马寅初的言论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巨石，泛起了阵阵涟漪。不少人将矛头指向他，揪住他的家庭状况大做文章，指责他 ＂自己多子女＂ 却 ＂让别人少生孩＂。各大媒体也展开了声讨，将马寅初推上了风口浪尖。 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马寅初没有退缩。他坦言，自己的婚姻和生育状况是旧社会的产物，那时的历史条件和解放后完全不同。自己既然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有责任向全社会发出警示，这无关个人，而是国家大计。然而，诚如马寅初所言，愚昧和偏见从来都不是一日之寒。1960年1月，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孤独而坚定。 时间最终证明了马寅初的先见之明。十年后，面对人口问题带来的诸多困扰，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这位老人的思想。1979年，马寅初的名誉得以恢复，重新出任北大名誉校长，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与此同时，＂计划生育＂也上升为国策。马寅初虽然没能亲眼见证自己的主张成为现实，但他用自己的执著和坚守，推动了历史的车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