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凌晨，一个被美军侮辱的女人闯进警察局，歇斯底里地说：“快去救人！美军强奸了30多名中国名媛贵妇！”后来怎样了？ 凌晨三点，汉口街头的雾气还没散，一个身影踉跄着跑来，身后是她不敢回望的炼狱。乔乔喘着粗气，衣衫破烂，满脸泪痕地冲进汉口警察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快去救人！美国兵疯了，景明大楼里30多个女人被他们糟蹋了！” 值班的马步云愣了一下，看着眼前这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心头一紧。他还没来得及问清楚，乔乔已经拽着他的胳膊往外跑，嘴里不停地喊：“来不及了，快去啊！” 马步云跟着乔乔一路狂奔，穿过湿漉漉的街道，来到青岛路口的景明大楼。这座大楼曾经是英国洋行的地盘，二战后被改成外国侨民的公寓，如今成了美国空军的临时招待所。楼前的路灯昏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酒味和若有若无的哭声。 马步云敲了半天门，才有一个醉醺醺的美国兵懒洋洋地探出头，嘴里叼着烟，满不在乎地问：“啥事？”马步云压着怒火，简单说了报警的事，可那兵只是摆摆手：“没啥事，走吧。” 推开半掩的门，马步云硬着头皮上了五楼，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沙发上散落着撕碎的旗袍和蕾丝内衣，地板上满是酒瓶和烟头，几个美国兵歪歪斜斜地躺着，嘴里还哼着小调。角落里，一个女人蜷缩着，低声啜泣，身上只剩一条破裙子遮羞。 马步云攥紧拳头，可他心里清楚，这事没那么简单——这些美国兵背后有靠山，凭他一个小警察，能做什么？ 事情还得从几个小时前说起。那天是1948年8月7日，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副经理利富要回国，邻居约翰提议搞一场舞会送行。 利富拍手叫好，可约翰心里打着另一副算盘：来中国这么久，没捞到啥好处，不如借着舞会放纵一把。他找来赛拉芬帮忙，这家伙是个八面玲珑的掮客，专靠攀附洋人吃饭。赛拉芬拍着胸脯打包票，立马动用人脉，把消息传遍汉口的贵妇圈子。 那年头，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下了禁令不许后方开舞会，可这些官太太早就憋疯了。张弥川的二姨太想穿上新做的绸缎旗袍显摆显摆，曹秀英带着15岁的女儿也想凑个热闹，还有几个行政长官的如夫人，个个精心打扮，坐着专车来了景明大楼。 舞会刚开始还挺正常，美国兵穿着笔挺的军装，端着红酒杯，跟女人们跳着华尔兹，气氛热烈得像过节一样。 可没过多久，风向就变了。酒喝到第三轮，电梯突然被锁死，乐队悄悄从侧门溜走，舞池的灯“啪”地灭了。黑暗中，一个美国兵大喊了声“action”，紧接着就是一阵桌椅翻倒的乱响。 女人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扑倒在地，旗袍被撕开，尖叫声响成一片。曹秀英眼睁睁看着女儿被压在身下，她拼了命撞开那个醉汉，把女儿推向侧门：“跑！快跑！”女儿逃了出去，可曹秀英却被几个美国兵围住，拳头和辱骂雨点般砸下来，她昏死过去前，只记得耳边回荡着那些禽兽的狂笑。 乔乔是少数逃出来的。她是个职业歌女，靠着机灵劲儿趁乱钻出侧门，一路狂奔到警察局。她满心以为报了警就能讨回公道，可现实狠狠给了她一巴掌。 马步云带着几个警察赶到时，楼里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利富站在那儿，一脸无辜地说：“啥也没发生啊，你们搞错了。”马步云想搜查，可几个美国兵堵在门口，硬是把他拦了回去。 第二天，乔乔再次跑到警察局，声泪俱下地求局长主持公道，可局长只是皱着眉挥挥手：“回去吧，这事我们管不了。”乔乔愣住了，她跌跌撞撞走到街上，眼泪止不住地流。 就在这时，她瞥见街角的报社，脑子里灵光一闪。她把事情捅给了记者，没两天，报纸铺天盖地地登了出来，标题触目惊心：“美军蹂躏30名中国贵妇，汉口之耻！” 消息像炸弹一样引爆了民愤，汉口街头挤满了抗议的人群，高喊着要严惩凶手。可国民政府却像哑巴一样，低头不吭声。 为什么？因为1948年的中国，早已不是自己的主场。抗战刚结束，国民党靠着美国援助才勉强撑着场面，哪敢跟美国翻脸？几天后，警局敷衍了事地出了个报告，把责任全推到受害者身上，说她们“聚众淫乱，诬陷盟友”。 曹秀英这样拼死护女的母亲，竟被扣上“违背公序良俗”的罪名关了起来，而那些美国兵呢？8月10日，他们坐上船，大摇大摆地去了香港，留下一地狼藉和无数破碎的家庭。 这事后来不了了之，可它像一根刺，扎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景明大楼的灯再也没亮过，那里成了汉口人避之不及的伤心地。 多年后，有人查到，当年美国军方内部曾私下调查过这事，但档案被列为机密，至今无人知晓真相。据历史资料记载，1948年的中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乱局中，类似的事件并非孤例——弱国无外交，百姓的血泪不过是列强眼里的尘埃。 如今，我们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那段屈辱的历史提醒着我们：只有国家强大，普通人才有底气活得像个人。景明大楼的故事，不只是30多个女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集体伤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