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三年，临终前的唐太宗李世民，对床边上的儿子唐高宗，提了一个要求，“我想从你这取走一件物品，你必须答应我，毕竟你是孝子啊。”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长安城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唐太宗李世民病重，卧床不起，整个朝野上下人心浮动。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个出乎意料的旨意却从皇宫内传出：大唐名将李勣被贬出京师，出任偏远的叠州都督。 李勣听闻诏令，二话不说，甚至连家都没有回，立刻启程赶赴新任。这位曾经跟随李世民征伐四方，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就这样匆忙离开了长安城。 没人知道这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为何突然被贬，只有卧病在床的李世民和床边的太子李治心中明白。那天，李世民对李治说：＂李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 李勣的突然被贬，其实是李世民为儿子设下的一盘政治棋局。他在告诉李治：如果李勣接受贬谪立即前往，说明他是忠诚的，可以在他死后重新起用为仆射；如果李勣犹豫不决，那就该杀了他。 回溯五年前，贞观十八年（644年），李世民与刚立为太子不久的李治曾有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你了解船吗？＂唐太宗问道。 李治老实地回答：＂不了解。＂ ＂船好比君主帝王，水好比黎明百姓。水能使船漂浮行驶，也能把船打翻。只有善待百姓，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这是李世民治国的核心理念，也是他多年来统治经验的总结。然而随着年岁渐长，特别是魏徵等能够直言劝谏的老臣相继去世后，李世民变得越来越专断。他不再听取大臣的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征讨高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却无功而返。 与此同时，皇位继承的争斗也日益激烈。原太子李承乾懒散狡诈，与小人为伍；魏王李泰聪明有才，体格魁梧，长得像李世民，深得父亲宠爱。两兄弟暗中较劲，直到李承乾谋划政变失败被流放。李泰见状欣喜若狂，认为太子之位唾手可得，甚至向父亲表示愿意＂先杀儿子再传位给弟弟＂，这番愚蠢言论反而让李世民清醒过来。 于是李世民选择了性格仁厚的李治为太子。但他深知李治性格怯懦，缺乏统御能力，尤其面对功高盖主的李勣这样的大将，更需要一套应对之策。 李勣自幼为富家子，17岁时投身隋末乱世，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定窦建德，擒徐圆郎，驱逐突厥，平定薛延陀，灭高丽。这样的战绩足以让任何帝王忌惮。李世民既欣赏他的才能，也担心他的威望过盛，尤其担心软弱的李治无法驾驭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大将。 ＂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弥留之际的李世民对太子李治说出这句托孤之言。长孙无忌是李治的舅舅，褚遂良则是朝中重臣，李世民认为有这两人辅佐，李治足以安邦治国。 然而，紧接着，李世民对李治提出了一个看似普通却意味深长的请求：＂我想从你这取走一件物品，你必须答应我，毕竟你是孝子啊。＂这件＂物品＂并非金银玉器，而是对权力的绝对掌控。李世民要取走的，是李勣对李治的忠诚，要通过自己的方式，确保这位功高盖主的大将能为李治所用。 李勣接受了贬官的命令，毫不犹豫地离开长安，这一举动印证了李世民的判断。李治继位后，很快便兑现了父亲的安排，登基当月就拔擢李勣为洛州刺史，同中书门下，参与执掌机要。次年更是晋升李勣为尚书左仆射，位居朝廷要职。 李勣深知自己的处境，在朝堂之上多是默不作声，专注于军务，避免干涉政事。这种明智的自我定位，让李治对他越发信任。待到李勣年迈，李治甚至特许他入宫可骑马觐见，这在当时是极高的荣誉。 永徽六年（655年），一场关于废立皇后的风波席卷朝野。李治欲废王皇后，立武氏为后（即日后的武则天）。面对这一决定，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坚决反对，而李勣却选择了支持李治，他对皇帝说：＂陛下家事，何必和外人商量。＂这一句话，不仅给了李治立武氏为后的理由，也让李勣进一步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李勣这一举动，若以后世正统观点看，无疑是一个污点。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是他向李治递交的又一张＂投名状＂。从李世民临终布局到李勣的明哲保身，再到李治的恩威并施，三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政治平衡。 而那些反对立武氏为后的大臣们，包括李世民临终托孤时提到的长孙无忌、褚遂良，最终都死于非命。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顺从权力的李勣善终，抗争的重臣惨死。 公元669年，76岁的李勣去世。李治下令辍朝七天，赠李勣太尉、大都督职衔，赐谥号＂贞武＂，并亲自登上古城为其送葬，最后将他陪葬在昭陵，以示崇敬。 从李世民临终要＂取走＂的那件＂物品＂，到李勣的善终，整个故事展现了唐初复杂的政治生态。李世民通过对李勣的安排，不仅为李治消除了潜在威胁，也传授给他＂恩威并用＂的帝王之术。这最后一课，塑造了李治的统治风格，也影响了大唐王朝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