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孙中山向发妻卢慕贞正式提出离婚，48岁的卢慕贞也不哭不闹，只是信中回了个：“可”，不料，就是这一个字，她在孙中山心中重如泰山。 卢慕贞，出生于一个传统家庭，自幼受到封建教育的熏陶。 她的婚姻与孙中山的结合，似乎注定了两人的关系，与时代变革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 孙中山是改革的先驱，思想激进，推崇自由、平等，与其妻子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思想观念，也逐渐加剧了他们之间的鸿沟。 卢慕贞的自我认知，曾让她感到无力，参与丈夫的革命理想。 她自言：“我学识不够，又不识英文，缠脚行动不便，帮不上先生什么忙。” 她的局限，是从传统女性身份的桎梏中无法自拔，这种自我认知，使她深知自己，无法与孙中山并肩而行，心中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尊重并支持他走向更远的道路。 这时，孙中山在革命事业中的选择，成为了他与卢慕贞之间，不可逾越的深渊。 随着与宋庆龄的接触，孙中山逐渐被宋庆龄，身上体现的现代思想吸引。 宋庆龄与孙中山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她支持一夫一妻制，坚决拒绝做妾，这成为了孙中山决定离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宋庆龄的思想趋同，也使得孙中山最终，决定与卢慕贞分道扬镳。 在孙中山向卢慕贞提出离婚时，卢慕贞的回应，没有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波动。 她的回答简单，却充满了深思熟虑的复杂情感——一个“可”字。 这个字，承载了卢慕贞对孙中山的理解与支持，也是一种深沉的牺牲，她未要求留住孙中山，而是表现出对其革命理想的理解，她选择了成全，成全了丈夫的理想，也成全了他所要追求的未来。 卢慕贞的回应，更是她自己深刻的思想觉悟的体现。 在中国传统婚姻观念中，妻子是丈夫的附属，是家庭的支柱，忠诚是妻子的第一义务。 卢慕贞在此时，却选择了跳出这个框架。她放下了作为妻子的固有角色，表达了对孙中山革命理想的理解，并以此作出深刻的自我牺牲。 这是个人情感的选择，更是对“传统婚姻观念”的突破，她的选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尤为震撼和难得。 表面上卢慕贞的回应冷静、理智，但其内心的痛苦与挣扎，依然无法掩盖。 从日记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卢慕贞曾独自关房数日，沉默不语，甚至不进食。 她内心的撕裂，是那一“可”字背后隐忍的痛苦。 “可”字看似简单，却有着深刻的情感积淀，透露了她在传统伦理束缚下的无奈，也有对新观念的隐性支持。 她最终平复情感的方式，是通过“愿先生与我各寻良人”来安慰自己，这种看似轻描淡写的表述，却映射出她内心的复杂矛盾。 孙中山在提出离婚时，深爱宋庆龄，但对于卢慕贞的付出，始终心怀愧疚。 离婚后，孙中山依然承担，卢慕贞的生活费用，并在信中称她为“科母”，自己则署名“科父”，保持着这层特殊的情感纽带。 孙中山在面对这一历史决定时，带着愧疚，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表现出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 这场离婚未给孙中山带来平静，许多同盟会元老，曾对孙中山的决定提出激烈反对，认为“卢氏无过失，离婚有损内外人望”。 正是卢慕贞的宽容与成全，才为孙中山扫除了这道难题。 孙中山在日记中写道：“卢夫人之贤，实为革命之福。”他的这番话，虽然表达了对卢慕贞深深的尊重，也无法掩盖背后的政治考量。 在当时的清朝末期，社会风气仍然保守，对婚姻制度要求严格，孙中山的行为，引起了不小的社会争议。 卢慕贞的宽容与成全，为孙中山的政治事业，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也为他之后的革命活动，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离婚后，卢慕贞的生活未结束，她通过投身社会公益，继续为革命事业作贡献。 她资助抗日，甚至将养女婿送入黄埔军校，完成了从传统家庭主妇，到社会参与者的蜕变。 她的离婚决定，无意中挑战了“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同时也为孙中山的政治理想，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支持。 在晚年，卢慕贞曾提到：“我总不能阻止他奔向比我更好的人，但我觉得除了我谁也配不上他。” 这番话既表达了，她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也体现了她超越个人情感的大局观。 在经历了与孙中山的婚姻与离婚后，卢慕贞没有被社会的偏见所压倒，以另一种方式体现了女性在时代洪流中的坚韧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