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后，以“私产”为由请求归还祖宗牌位，没想到故宫方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他哑口无言，羞得满脸通红。 1912年，随着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延续了267年的清王朝正式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转折并非一刀切断。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实力尚且薄弱，不得不与清朝皇室和袁世凯等满清旧臣达成妥协，制定了一系列对清室的优待条件。根据这些条件，溥仪虽然失去了皇帝的政治权力，但仍被允许居住在紫禁城内。 国民政府承诺每年向清朝皇室拨款400万银元，以维持其基本开支和生活所需。就这样，在外部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十余年间，溥仪在紫禁城内组建了自己的＂小朝廷＂，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 然而，每年400万银元的拨款远远不能满足紫禁城内众多太监、宫女、侍卫以及溥仪本人奢华生活的需求。面对经济压力，溥仪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宫中数不清的珍贵文物。在表面上是为了解决经济困难，但实际上，溥仪心中一直未曾放弃＂恢复祖业＂的妄想，他需要筹集更多资金支持自己的政治野心。 溥仪为实施文物转移计划，特意设计了多层保密措施。他不仅指派最信任的内侍负责文物的挑选与包装，还特制了不引人注目的木箱，外部看似普通，内部却铺设了精细的防震材料。这些箱子通常在夜间通过紫禁城的侧门秘密运出，有时甚至伪装成普通家具或日用品的运送。溥仪还精心挑选了几位能够周旋于国民政府与皇室之间的中间人，负责将这些文物转卖或送往国外。 为了给文物外流提供＂合法＂外衣，溥仪巧妙地利用了皇室传统中君主有权赏赐臣下的惯例。他以二弟溥杰作为＂伴读＂的名义，实施了一场精心设计的＂一赏一受＂计划。 在这场持续了五个月之久的文物外流过程中，被偷运出宫的多为中华文明最珍贵的瑰宝，如张泽瑞的《清明上河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稿本等无价之宝。 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接管了紫禁城，宣布故宫的一切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溥仪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迫离开从小生活的紫禁城，狼狈地逃往天津。在这仓促的逃亡过程中，有一批东西是溥仪最想带走却没能带走的——供奉在寿皇殿里的历代清朝皇帝牌位和画像。 1959年12月4日，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赦免，溥仪正式从战犯身份转变为普通公民。此时的中国已经迎来了建国十周年，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而昔日的＂天子＂则以全新的身份重返北京这座他曾经统治过的城市。 回到北京后不久，溥仪的思绪便飘回了那些被遗留在紫禁城的祖宗牌位和画像。这些供奉在寿皇殿的历代清朝皇帝牌位，在溥仪心中一直是无法割舍的情感寄托。于是，他向故宫博物院提出申请，希望能够取回这些他认为属于清室＂私产＂的物品。 在新中国的文物保护理念下，这些牌位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物，已经成为国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不能视为某个家族的私有财产。 正当争议陷入胶着状态时，故宫的一位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尖锐的问题：＂明朝各个皇帝的牌位和画像也在故宫，为什么没有见明朝的后人来索要呢？＂ 溥仪一时语塞，面对这个他从未考虑过的问题，竟然找不到任何反驳的理由，只能红着脸沉默不语。 这一质问不仅让溥仪哑口无言，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与历史、与国家文化遗产的关系。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经从帝制时代的统治者转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公民，而那些曾经属于皇室的物品，如今已经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