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龙云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云南起义。消息传到昆明，卢汉气得跺脚说：“老主席这是把我们放在火上烤，他说这些话不费力，可造成的麻烦如何解决？” 1949年，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中国大地已进入天翻地覆的变革时期。在这一年的年初，国民党在徐蚌会战中失利，继而丢失南京、上海、武汉等重要城市，统治区域不断缩小。 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大批军阀、政要纷纷脱离蒋介石阵营，转而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其中既有东北的张学良、西北的马步芳，也有江浙的陈仪、湖南的程潜，他们或是公开表态拥护中共，或是暗中与中共建立联系。 1949年8月，云南的政治局势更加微妙。一边是来自重庆的蒋介石不断施压，要求卢汉表态效忠；另一边则是中共在当地的影响力日渐增强，并通过多种渠道与卢汉建立联系。 1949年8月12日，龙云从香港派出他的女秘书张杰返回昆明，试图劝说卢汉举行起义。张杰抵达昆明后立即入住龙公馆，开始与卢汉进行联系。 这次秘密接触的结果并不如龙云所愿。卢汉向张杰透露，他已经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并且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不宜在当前时机贸然举行起义。 然而，事态的发展远超出卢汉的预期。就在张杰返回香港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13日，一场重要的记者招待会在香港举行。 这场记者招待会的主角是包括龙云在内的44位国民党重要人物，他们发表了《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声明严厉抨击了国民党政府25年来的统治，并公开宣布脱离蒋介石政权。 这份声明通过伦敦广播传遍全球，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紧接着，龙云的代表、前云南省参议会副议长李一平又对香港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宣称云南已经在龙云主席的策动下准备起义。 这些消息很快传到了广州和台湾，在国民党高层引起了剧烈震动。行政院长阎锡山主张立即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总统李宗仁则想借机派桂系军队进入云南。 面对各方压力，卢汉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他一方面通过张群向蒋介石表示效忠，另一方面又在军事部署上做了充分准备。 在表面上，卢汉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成立了＂剿匪＂指挥部，由第26军军长余程万担任指挥官。但在实际操作中，卢汉暗中通知边纵部队提前转移，避免与保安团发生正面冲突。 为了进一步稳固局势，卢汉还在滇西成立了另一个＂剿匪＂指挥部。这个指挥部表面上是打击共产党游击队，实际上却承担着两个重要任务：确保滇缅公路的畅通，以及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云南。 龙云的这场突然＂宣言＂，给昆明的局势带来了巨大的变数。卢汉不得不在各方势力之间小心周旋，一方面要稳住国民党中央，另一方面又要为将来可能的政治转向预留空间。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乘飞机从台湾经广州抵达重庆，立即展开了对西南局势的部署。他宣称要将重庆重新打造成反共产主义的中心，并以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召集川、康、滇、黔等省主席赴重庆商讨国事。 面对蒋介石的压力，卢汉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他调集保安团在昆明市区加强防御工事，同时派人前往香港联系宋一痕，了解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最新进展。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在积极运筹帷幄。8月28日，中共中央向香港工委和滇桂黔边区党委发出了具体指示，明确了对卢汉工作的五项原则。 这五项原则的内容非常具体，包括允许中共部队自由活动、接受武器弹药援助、发动民众反对蒋桂系军队进入云南、集中12个保安团、加强对特务的管制等。这些原则为卢汉后续的行动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为了确保各项部署的顺利进行，卢汉在滇西地区做了精心安排。他任命保安第2旅旅长余建勋为滇西＂剿匪＂指挥官，实际上是为了控制滇缅公路，防止国民党中央军从这个方向进入云南。 与此同时，昆明地下党组织也在积极开展工作。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的负责人来到昆明，与当地党组织研究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 在这场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各方都在小心谨慎地行动。蒋介石虽然急于控制云南局势，但又担心刺激卢汉投向共产党一边。李宗仁想趁机扩大桂系在云南的影响力，却受到蒋介石的处处掣肘。 最终，卢汉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他没有亲自前往重庆，而是派云南省政府委员杨文清和秘书长朱丽东作为代表随同俞济时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