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越南，几名被俘的战士们的照片，镜头中他们都坐在地上，面色沉重，其中一名战士脸上还负着伤，而他们的帽徽也都已经被取下。 1979年，中国与越南在边境地区爆发了一场短暂而激烈的局部战争。 尽管这场战争历时不到一个月，但双方的投入规模都相当庞大。 中国方面投入了55万人，而越方则动员了20万人参与其中。 在战争期间，双方都有被俘的军人，其中包括不少伤病员。 1979年，中国红十字会与越南红十字会达成初步协议，决定通过双方代表在广西友谊关口岸进行交换俘虏。 中国方面同意释放118名越南伤病俘虏，而越方则计划释放20名中国被俘人员。 双方商定了释放的时间和地点，并同意第二次会谈将在5月26日举行。 越南红十字会也就此向中国提出了相关的要求，提出将交换地点定在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并互换各自的被俘人员名单。 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 双方交换了被俘人员的详细名单，并就如何分批释放交换的人员达成了协议。 中国将释放1638名越南俘虏，而越方则会交还240名中国军人。 双方计划将这一交换工作分五批进行，每批交换的地点都设定在友谊关至越南同登公路零公里处。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越南方面在交接时表现得十分粗暴，对我方伤病员的随身物品进行强制没收，甚至连一些必需品如拐杖、背包等也被强行夺走。 一些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和现场的记者们都对此行为表示不满。 随着第二批交接的到来，虽然双方仍存在一些小的摩擦，特别是越方的挑衅行为，但整体的交接仍较为平稳。 经过前两次的经验总结，第三次交接工作显得更加有序。 这次，双方的俘虏情绪表现得相对活跃，许多越南俘虏和中国工作人员告别时表现出真挚的感情。 一些越俘甚至主动与中国工作人员拥抱，并用刚学会的中文表达感谢。 尽管交接工作逐步展开，但越方接收人员的态度依旧充满敌意。 每次交换过程中，越方都会强行要求俘虏丢弃随身物品，甚至采取隐蔽手段来进行这些不友好的行为。 尽管如此，越方仍然有一些俘虏不愿意丢弃自己的物品，坚持携带个人物品过境。 1979年6月，中国方面释放了557名越南战俘，其中包括一些曾在越南受到恶劣对待的人员。 而越南方面则仅释放了65名中国战俘。 这些刚刚返回的中国战俘在入境时，不少人激动地抛下了越方发给他们的衣物和粗劣的外胎鞋，纷纷向记者诉说着他们在越南所遭受的待遇。 他们在零公里分界线附近高呼“祖国万岁”，其中最为显眼的是一名医生巫远新带动着其他归国战俘共同呼喊。 与此同时，与中国的战俘相比，越南释放的中国战俘在情绪和行为上表现得较为平和。 多数人对中国的宽容政策表示赞扬，认为中国言出必行。 然而，在这一批中也出现了个别情绪较为激烈的战俘。 尤其是有一名女俘武氏桂，在获释前一天才公开自己的身份为公安人员，她拒绝了中国方面提供的衣物。 双方再次举行了交换，规模较前批有所减少。 中国方面释放了354名越南战俘，而越南则仅释放了55名中国战俘。 与上次不同，这一批越南战俘的情绪较为稳定，没有明显的不满言行。 是31名女性战俘中的16人泪流满面，和中国工作人员告别。 但在这一批交换中，越南方面扣留了中国战俘刘玉，并强行宣读了预先准备的声明。 中国方面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在交接书上注明了这一不公正行为。 更具讽刺性的是，在交换现场，越南工作人员抢夺了在现场剩下的背包。 交换中，许开良这名来自越南高平市的38岁民兵，突然从口袋中取出一份声明，表示自己拒绝回到越南。 中方代表不禁面面相觑，而越南方面则显得愤怒。 在越南的战俘营里，我军的战俘常常遭受肢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甚至一些受伤的战俘被视为累赘，被随意毒打致死。 而在中国方面，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优待俘虏”这一条得到了实际的执行。 在战俘营里，越南战俘们住在整洁的宿舍里，吃着热乎的饭菜，甚至有机会观看电影、参加体育活动。 对于伤病战俘，管理所提供了及时的医疗帮助。 此外，中国还专门组建了翻译队伍，帮助沟通并向战俘们普及中国的政策和思想。 许开良与其他战俘一样，可能并不理解中国的善意，但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对越南当局的信仰逐渐动摇。 他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善良与尊重，逐步开始对越南政府的统治产生了深刻的质疑。 然而，当战争终于结束，并且交换战俘的机会来临时，许开良决定留在中国。 参考文献：[1]陈翔.从层次分析法的视角看1979年中越战争的根源[J].红河学院学报,2014,12(6):5-8
